南非的开普敦是举办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非洲峰会的城市，当你从这个城市的港口眺望美丽的大西洋的时候，你很容易认为：非洲的长期前景是光明的。
许多因素都在推动非洲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过去十年，非洲表现最佳的十个国家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6%。这十个国家分别为：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加纳、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赞比亚，它们的人口总数达到了7亿。即使是在过去五年，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6.6%。
这些数据都是很亮眼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也保持在每年2.5%的速度，这意味着它们的人均增长率处在5%左右的水平。
人均5%的增长则意味着到20年后，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才会实现翻番；30年后，这些国家的GDP才能达到今天摩洛哥和牙买加的水平；40年后，它们才可以达到印度尼西亚在2014年的经济水平。
这些国家会继续增长，但是不会像亚洲国家发展得那么快。如果非洲表现最佳的十个国家能够在未来十年人口增长放缓之前，实现亚洲接近7%的人均GDP增长率（相当于要保持10%的GDP增长率），那么30年后，这些国家就可以赶上今天的哥伦比亚和泰国，40年后则可以达到爱沙尼亚和捷克今日的发展水平。
非洲现在的增长速度很快，远超其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非洲要想取得中国和亚洲四小龙曾经取得的成就，其增长速度还要加快。因此，非洲需要探索出一条发展路径，力争实现10%的增长。
改变增长模式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如何促进增长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上日程。
但是对于大宗商品市场的快速复苏，我们有理由继续保持悲观态度。中国正在改变其增长模式，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正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等其它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也不再像中国那样对资源如饥似渴，因为这些国家不再补贴因制造驱动的增长模式而密集消耗的资源。当然，这些国家还是会继续消耗自然资源，但是消耗的速度不会像中国那么快。
在此背景下，非洲依靠大宗商品驱动快速增长的模式将难以为继，非洲的增长将面临挑战。但是，我依然认为非洲的增长有可能提升到亚洲的水平，而能否实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实施结构性改革。要想实现10%的增长，非洲必须从内部寻找路径。
抓住改革机遇
许多人都会对尼日利亚的大选结果感到意外。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政权从古德勒克·乔纳森向穆罕默德·布哈里的更替，恰恰表明非洲正在走向成熟。
在信息流动更加自由、民权问题得到重视的情况下，随着民众教育与城市化水平的同步提升，政权更替在今后的非洲会更加司空见惯。
我们很难把高油价问题归咎于乔纳森，但是尼日利亚确实本可采取更多预防措施来应对当前的各种危机，其中包括：在北部与博科圣地的冲突愈演愈烈；货币贬值导致进口价格居高不下；腐败现象靡然成风；扶贫努力与其它国家相比进展缓慢。
可以说，尼日利亚现在最理想的事情就是乔纳森能和前任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一样，以平等姿态成为受人尊敬的领袖。
此外，如果布哈里能够推动经济改革，那么尼日利亚的形势将会得到扭转。
就像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一样，布哈里也可以将低油价视作能源补贴改革的机遇，从而改善公共财政状况。当前，尼日利亚货币奈拉大幅贬值，这也为推动经济开放与多元化提供了机遇。尼日利亚还必须大幅提升其工业竞争力，这样才能消除关税等各种贸易壁垒。此外，货币疲软还可以提高农业部门的盈利能力，有力促进包容性增长，从而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
要实现10%的增长，一项关键举措就是要终结“赢者通吃”的民主制度，以及“轮到我们来吃了”的政治体制理念。如果这个能够成为现实，那么非洲在实现10%增长率的道路上，就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学习中国经验
对于中国在非洲日益重要的作用，许多人一直心存忧虑，我的态度则恰恰相反。中国在过去40年实现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是最快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国家。
非洲需要变得更加“中国化”。如下是四点理由：
中国让市场主导农业部门发展。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对土地与庄稼拥有了相对的自主权。在随后的多年时间里，其它相继而来的改革措施使得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5%。如果非洲国家采取同样的举措，它们也将迎来农业的大发展，卢旺达取消咖啡管制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农民的庄稼投资能够获得最好的市场价格并能够保留利润，农业的增长将水到渠成。
中国人为让人民币贬值以保护本国竞争力。货币疲软对于农民出口农产品通常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城市地区的进口商而言却是不利的。比如说，如果政府担心城市地区出现政治动荡，让货币升值以补贴食品进口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行为会伤害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尽管人为让货币贬值可能会让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高兴，但是它对于出口型增长模式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非洲也只能走出口导向之路才可能实现10%的增长。非洲国家的货币现在都比较疲软，他们应该把这种疲软状态保持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实施结构性改革，并消除贸易壁垒。
中国故意推高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在危机爆发之前，达到了最高峰的50%。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储蓄率也维持在40%左右。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汇率疲软、利率低下以及金融抑制叠加而产生的结果。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就可以动用必要的国内资金维持高水平的投资比率。
总体来看，亚洲曾经经历快速增长的那些国家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其投资占GDP的比重也通常维持在30%-40%的水平。如果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超过30%，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维持长时间的增长。但是，非洲的储蓄率通常是处在靠近20%的水平。
当然，巨额投资也会造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并很有可能把国家带入国际收支危机之中（由此会导致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产生依赖，并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方案）。
尽管让货币贬值以及推高储蓄率并非毫无问题，但是从减贫效果来看，目前尚没有其它模式能够与这两个手段匹敌。
中国实现10%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拥抱技术。技术创新的速度是缓慢的，成本也很高昂。但是，好消息是你并非一定要独立创新，你可以简单地低成本复制。
很少有发达国家愿意免费放弃自己的技术，但是他们愿意向低成本国家投入大量的外资，建造生产设施。
当有足够多的竞争对手投资进入低成本生产领域的时候，企业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可能会被迫转让他们的先进技术。
但是，引进外资技术的前提是要满足上述三方面的条件。只有当农业产量强劲增长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不会造成粮食短缺。
如果汇率没有竞争力，你就不会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看到大范围的投资。而且，也只有当国内储蓄率处于很高的水平，你才可以在引进外资技术的时候，不会给本国带来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同时也不会面临被国外利益支配的威胁。这几个因素是环环相扣的，必须同时具备。
非洲经济基本面
上述介绍的途径可以比作是非洲通往10%增长的“丝绸之路”。非洲表现最佳的十个国家是有可能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但是它们也需要克服一些挑战。最近，宏观经济环境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美联储提高利率很可能会引起货币动荡，这也会对非洲产生影响。此外，非洲大陆的宏观基本面已经出现恶化。
非洲之所以能够比其它许多地区更好地渡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是当危机爆发时，非洲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是良好的。在经过债务重组/豁免以后，非洲国家整体的财政状况非常稳健，自然资源领域获得的收入也稳固了他们的财政状况。
在危机爆发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5%左右，而石油进口国则保持在35%左右。但今天，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2004年至2008年，非洲表现最佳的十个国家的平均预算赤字仅占GDP的0.5%。而在当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5年的预测，这些国家的平均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2%。鉴于其平均38%的债务水平、疲软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高增长率，4.2%的预算赤字也许并不算惊人，但是非洲未来的走向并非毫无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预测非洲未来的收入会进一步减少。
此外，非洲的经常项目赤字也处在很高的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非洲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0%。对于其它一些新兴市场或前沿市场而言，这个赤字水平并不危险，因为它们的赤字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能源部门的直接投资和外援可以弥补。但是，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总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应该予以认真对待。
如果美元趋势走强，且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是美国，那么新兴经济体的压力就会增加。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趋势可能会维持很长时间，可能持续长达五年甚至十年。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状况：虽然美元的调整大部分已经完成，但是在未来多年继续升值的可能性依然不能排除。从根本上来说，以美国经济复苏为支撑的美元升值不仅有利于全球经济，也将惠及新兴市场。
只要亚洲还在增长（不仅包括中国和印度，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菲律宾），对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直接投资就会继续增加。鉴于美联储尚未开始取消其宽松政策立场，所以其市场影响目前尚难评估。
近些年来，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利用国际债券市场的力量。现在，调整期已经开始，债券市场的弹性将会得到验证。在这个环境下，让经常项目赤字扩大或测试财政信用底限显然都不是明智的做法。当热钱开始慌忙外逃的时候，你应该审慎一些，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为未来做好准备。
从短期来看，非洲会面临一些困难，而且非洲各国政府需要为缺乏资金做好准备，且这种局面可能会持续多年；但是，从长远来看，非洲的前景依然是非常乐观的。
10年后，非洲表现最佳的十个国家将拥有9亿人口，这个数字到2050年还会增加到14亿。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经济力量。如果非洲能够沿着上述“丝绸之路”取得10%的增长，那么全球经济就会贡献另外一个中国，这也是为什么非洲需要 “中国化”的原因所在。
作者：安德士·博里（Anders Borg），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金融体系”行动倡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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