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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表示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加上早先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英国，以及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创始成员国，亚投行已扩围至32个成员国。此外，澳大利亚、沙特和韩国也表示正在考虑搭上“末班车”，预计本月底之前将有更多国家宣布加入亚投行。

时至今日，加入亚投行，已是大势所趋。

“亚投行的诞生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之后的一个新战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金融与会计学教授、中欧-世界银行中国普惠金融中心主任芮萌，接受采访时表示。

亚投行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10月倡议筹建。亚投行的成立，旨在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在芮萌教授看来，中国在这个时间点提出筹建亚投行，与目前中国的国内经济状况不无关系。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可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密集型的制造方式难以持续。以往，中国充当的是接收欧美过剩产能的角色；如今，中国也要让过剩的产能在别国发挥更好的效益。

此外，中国在过去30多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这是中国的强项，完全可以拿来与其他新兴国家分享。中国已经建设了数量可观的高速公路、高铁、电力系统、码头等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其他新兴国家也有这样的需求。芮萌教授认为：“这种与友邻共享信息与财富的做法，将帮助中国超越原有的制造业经济，也为亚洲长期可持续繁荣提供机遇和出路。”

在亚投行框架下，中国会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到诸如文莱、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国家，同时提供资金支持建设高速公路、高铁、海港等其他基础设施，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

亚投行的问世也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一定是在亚洲，是在新兴国家。相较之下，欧美经济增速达到2%已是上限，不大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太多贡献。

同时，芮萌教授还提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芮萌教授猜测，亚投行配合的是“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服务与支持，这才是中国政府的初衷。

194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美元和黄金脱钩，确立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从此以后，美元想怎么印就怎么印，全世界都是为美国人打工，美国人只要印钞票就可以了。”芮萌教授笑言。

在这样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是缺乏话语权的。同样，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导的金融机构，对新兴国家的发展其实是极其不利的。“最明显的一点是，新兴国家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借不到钱。”

中国想要崛起，想要打破这个不利局面，只有建立起一个自己能掌控的金融体系。

“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都是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的，中国也要适当地反击。中国有接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为什么不自己做？”

芮萌教授进一步说道：“中国马上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一定会被动摇，中国不能再为发达经济体做‘dirty work’和‘sweat job’。虽然短期来看中国不具备跟美国直接抗衡的能力，但是中国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中国在亚洲的贸易伙伴而言，亚投行的创建，也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贸易和外汇储备结算中的地位。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步骤。

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近来纷纷表示加入亚投行，其实是一种“政治表态”。

“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一开始表现并不积极，现在却积极得很，可见加入亚投行是大势所趋。欧洲国家也要‘抱大腿’。它们的支持对中国来说是雪中送炭，亚投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也加大了。而且，欧洲朋友的加入也说明，中国不是在搞破坏，而是在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说明亚投行是透明的和达到国际标准的。”

从中国开始筹建亚投行开始，不愿拱手让出独霸世界金融话语权地位的美国一直在游说其他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也曾公开批评亚投行将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而且对中国主导的这一地区金融合作平台未来的作用和走向抱有极大疑心，直接质疑其在环境标准、公平竞争及贷款规则方面的透明度与有效性。

“在美国眼里，中国是‘搅局者’。但中国的观点是，我们做增量，不动存量。欧洲国家的加入就是最好的证明。”芮萌教授继而说道，“亚投行最终促成的是一个多赢局面，中国赢，亚洲的邻居赢，金砖国家赢，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赢。”

另外一个毋庸置疑的方面是，欧洲国家的参与可以提高亚投行运作的透明度，使之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机构。

“亚投行也将加强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制衡日本的力量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芮萌教授最后补充道。

作者：芮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

本文原文刊载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信（CEIBS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