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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心理学和经济学对于幸福感的研究热潮已经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Stiglitz等人（2009年）的一篇著名报告提出，公共政策要明确鼓励对作为一项主要社会目标的幸福感开展更多调查测量。从不丹这样的国家到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许多地方都对幸福感或者说是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明确的测量，并致力于持续改进相关测量指标。

我们使用幸福感相关的数据，讨论了围绕个人或社会福利函数测量所存在的冲突。由于资源稀缺，为满足提升幸福感的愿望，就需要从其他愿望或目标重新分配出相应的资源。我们讨论了重新分配资源的理论难题。接下来我们探讨了近期有关幸福感和效用之间差异的研究。这一证据表明，幸福感并不等于效用，因此福利经济学并不将幸福感最大化作为一个政策目标。

幸福感相对于福利的解读

经济学家将效用作为个人对潜在选择偏好的衡量指标。福利经济学的丰富传统建立在这种基于选择的简单概念之上，用于理解各种政策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重要的一点是，本文献的基础是反映显示性偏好的社会目标函数（Feldman，2008年）。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合理解释取决于幸福感是否是效用的一种衡量指标。如果不是，那么改善个人幸福感的政策就未必能代表这些人会为自己所做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正当的理由相信这个政策根据传统的福利分析是合理的。

幸福感与效用之间关系的经验性证据

在一系列新型实验和调查中，Benjamin等人（2011年，2012年，2013年）针对人们做出的实际或假设性选择进行了调查，衡量了与每种选择相关的预期幸福感。他们发现，实际选择和可以最大程度提升幸福感的选择呈正相关，但是二者并不完全一样。受访者表示，为促进高收入等其他目标的实现，他们做好了牺牲幸福感的准备（Benjamin等人，2011年）。

在Glaeser等人（2014年）的论文中，我们讨论了不同大都市区的一个类似的差异。城市经济学使用一种空间均衡模型（Rosen，1976年；Roback，1982年）来分析一个拥有许多地方可供个人选择定居的经济体。在这种均衡模型下，人们会选择在提供最大效用的地方定居。这种均衡概念可以解释许多经验现象（Glaeser和Gottlieb，2009年），可用于分析各个城市颁布的影响人们定居决定的政策中所包含的福利（Glaeser和Gottlieb，2008年；Moretti，2013年；Diamond，2014年）。

如果幸福感是一种效用衡量指标，那么我们可以用Rosen和Roback提出的空间均衡概念来理解幸福感。一个在效用方面处于空间均衡状态的国家，在幸福感方面也将处于空间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状态下，边际迁移者搬到另一个地方居住并不能提升幸福感。如果达到这种平衡，即幸福感和效用相等，那么提升幸福感的政策也能改善福利，否则就不能起到作用。

在Glaeser等人（2014年）的论文中，我们借助一项大型的全国性调查，测量了美国各地区的主观幸福感。我们运用了受访者对于一个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2005年到2010年间在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 (BRFSS) 中提出，内容是“总体而言，你对你的生活有多满意？”

答案选项包括“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我们围绕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抽样错误对回答作了一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决定每个地区可比人员的主观幸福感。

图1中，我们绘出了美国各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地区经过调整的测量结果。（《华盛顿邮报》制作了此类地图的另一版本，请参阅此处。）我们看到，总体而言铁锈地带（包括底特律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的主观幸福感低于美国其他地区。从19世纪中叶起，铁锈地带大力发展制造业，但在20世纪下半叶显著衰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部分地区幸福感也很低，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集中在西部、上中西部和南方农村地区。

图1：大都市区和农村地区经调整的幸福感指数估计值

资料来源：经《劳动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同意转载（Glaeser等人，2014年）

注：此图显示了在利用混合效应模型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各个大都市区和农村地区经过调整的生活满意度。数据来源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05年-2009年）。

我们在验证生活满意度与一系列地区特征之间的关系时发现，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城市的衰退。如图2所示，在1950年到200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最低的城市其生活满意度明显较低。这一模式在我们的回归分析中显示出来，具有非常强大的统计学意义。该模式非常可靠，能够经得起诸多规范性检查和有关函数形式的不同假设。

图2：人口变动和经调整的幸福感

资料来源：经《劳动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同意转载（Glaeser等人，2014年）

注：此图显示了在利用混合效应模型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各个大都市区和农村地区经过调整的生活满意度，对比大都市区统计区在1950-2000年期间的人口变动。数据来源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05年-2010年）。

这些差异在福利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取决于人们是否在主动地选择定居地点。如果人们在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仍然选择住在幸福感较低的地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在有意识地选择一个青睐的地方，尽管该地区的幸福感较低。图3显示了基于每个人所居住地区的幸福感的人口分布（如上述测量结果）。我们展示了两种分布情况，一种是2010年到2011年期间在各个大都市区之间迁移人口的分布，一种是非迁移人口的分布。对于迁移人口而言，我们使用了他们迁移后选择居住的新地区经过调整的生活满意度数据。

图3：迁移人口和全体人口基于地区幸福感的人口分布

注：此图显示了基于每个人所居住地区的幸福感的人口分布，以及基于迁移人口新迁至地区幸福感的人口分布。幸福感测量结果反映了每个大都市区和农村地区经过调整的生活满意度，这些结果利用来源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05年-2010年）的数据，在混合效应模型中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控制。迁移者数据来源于美国国税局（2012年）。

此图显示了人口向幸福感超过平均水平的地区迁移的现象。但是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迁移到幸福感不太高的城市。在大都市区之间迁移的人口中，有8%迁移到了10%的主观幸福感最低的地区。如果这些新移民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的幸福感，除非他们所体验到的幸福感和长期居民的幸福感不同，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迁移到满意度较低的地区。

为了确定这些移民在新家的幸福感是否很低，我们使用了另一个数据集，即美国全国家庭与住户调查 (NSFH)，来调查迁移者在搬到另一个地方后的主观幸福感。我们发现，在全国家庭与住户调查的数据中，就迁移者而言，人口减少和幸福感低下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该结果与我们在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 (BRFSS) 中记录的结果相同。这让我们相信，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结果不仅仅反映了不幸福的人们会选择迁移到特定地方，还反映出迁移者体验到自己所选地区的幸福感很低，但他们还是选择搬到该地区。

为什么人们选择幸福感不高的城市？

鉴于各地区的幸福感水平各不相同，且有些迁徙者还是选择向幸福感不那么高的地方迁移，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应该是在寻找纯粹的幸福感之外的其他东西。否则我们可以料想，每个人都会选择搬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根据我们的测量它是幸福感最高的大都市区。这样一来，幸福感不那么高的地区将拿什么来弥补它们的失落呢？

我们的论文展示了一些证据，证明幸福感不高的地区可以为它们的居民提供更高的实际收入作为补偿。利用历史调查数据，我们得出，规模较大且生产力较高的城市即使在最辉煌的时期其幸福感也不高。它们提供给居民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来作为幸福感较低的补偿。在铁锈地带的鼎盛时期，各家公司选择落户这些城市是因为这里拥有靠近航道等自然优势，可以弥补幸福感的损失。

当这些自然优势的价值下降，这些城市的生产力也随之下降，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目前这些地区的幸福感仍然不高，但是人口减少造成了房价的大幅下跌。这进一步降低了生活成本，因此正处于衰退过程中的城市可以提供高得惊人的实际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它们幸福感较低的劣势。这种折衷与主张幸福感是效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模型相一致。这种观点很难与幸福感等于效用或者幸福感是个人的终极目标的观点相一致。

如何理解幸福感与效用是不同的

一种长期以来的哲学传统所展示的标准观点似乎与我们所记录的各个城市的幸福感模式相一致。Epictetus（1916年）在大约1,900年前曾写道：自由、高尚和自尊等更深层次的目标应该超越幸福感。

在Glaeser等人（2014年）的论文中，我们使用一种基于Becker和Rayo（2008年）的模型来阐明了我们的研究结果，该模型允许在幸福感和其他目标中作出选择。我们将这些概念特定应用到地区选择问题上的做法不会让Bernard de Mandeville（1714年）感到惊讶。他在《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 一书中坚定地认为，选择较繁忙但是幸福感较低的地区是完全合理的。同样，根据Benjamin等人（2013年）的调查，医学院学生用一些幸福感来换取更高医师地位所带来的好处，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非福利型幸福感所带来的政策启示

幸福感的提升不是免费的。实际经验证明，更高的收入可以提升幸福感水平（Sacks等人，2010年），萨默维尔等城市正在投入资源，大力开展旨在提升幸福感的项目。虽然这类项目中有一部分可能会改善福利，但仅仅通过提升幸福感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改善福利。在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情况下，福利却更加糟糕，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

鉴于调查回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依靠主观幸福感数据可能会产生对于政策的误导性建议。如果政策制定者根据幸福感调查，从已经产生福利收益的政策中重新分配出相应的资源，那么这些决策就有可能减少福利。Stiglitz等人（2009年）提出，当前GDP的衡量方式并未充分体现福利，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本篇有关幸福感的论文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式，教导我们不要轻易将资源从切实可见的福利改善政策重新分配到根据幸福感测量结果总结出的那些不太确定的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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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与VoxEU联合发布。

作者：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 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弗雷德和埃莉诺·格林普经济学教授 (Fred and Eleanor Glimp Professor of Economics)；约书亚·戈特利布(Joshua Gottlieb) 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兼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他的研究兴趣在于应用微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医疗保健以及城市/房地产经济学；奥伦·谢夫 (Oren Ziv) 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