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密切关注全球局势。纵观这几十年的历史，当今世界的动荡程度竟是前所未有。相比之下，冷战结束时的情形都比当前的格局变化温顺的多。2015年，我见证了许多全球大趋势的交错与碰撞。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大事都让我更加笃信查理斯.狄更斯的名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现在正处于“最好的时代”，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享受这样的好时光。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可供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大，我们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好的机遇。在此之前的先人们可没有这样的好福气。多亏了政府部门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全球贫困问题以及传染病问题正以世界历史上的最快速度得以控制。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人的功劳，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媒体也是一样，虽然它们常常抓住社会不和谐的一面不放，可也有其突出贡献：那就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更加理解“世界大同”的内涵。他们比老一辈人更乐意推动多元化世界的形成，达成非军事化的全球磋商与统一，促进全球的环境治理。

然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是紧紧盯着“最坏的时代”不放。这很好理解，因为坏消息总是来的猝不及防，让人不仅紧张兮兮而且错愕不已。金融危机过后，经济亟待复苏。经济危机也就罢了，可这次连补救措施也出了岔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巨头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产生了分歧，导致人们对新兴市场的信心严重不足。新旧势力之间的对抗点燃了地缘政治的沸点，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地区，甚至波及了全球。

极端暴力分子似乎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甚至开始攻击G20的核心国家，这让人大跌眼镜。相关的民粹政治言论纷纷浮出水面，再一次把丑陋的嘴脸对准民主，然而这一现象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过了。在这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政客借口于替罪羊来维稳，这些都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沦为了牺牲品。

当然，诊断当前局势的人绝不止我一个。通过与资深的政府与企业领导进行交流，我发现我们志同道合。大家都认定，现如今的我们正在跨越未知版图的边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发掘这片新大陆上的危险和机遇所在。

距离金融危机过去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我与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商业政策协会的同事预测，“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即将结束，潜在的新型全球经济秩序会取而代之。新秩序共分四种，每一种秩序对政府与跨国公司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

全球化3.0: 这将意味着我们要再度热烈欢迎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回归。不过就2008年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两极化：这将意味着大国势力的紧张程度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摩擦与敌意会加剧这样的局势。

岛屿化：这意味着在身份政治与社会化媒体的推动下，全球范围内、地区间以及次国家的分裂化和原子化程度日益加深。

普通化：这意味着后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形成。不仅科技在日益进步，而且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也与以前截然不同。这些都有助于实现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形成，其特点是商品本地化、生产低成本化、消费模式更为温和。

尽管诸多政府和企业都在假想我们会迎来3.0版的全球化，不过我对此高度怀疑。如果回顾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G2”模式或者称为中美两极化格局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小。不过鉴于当前的环境高度复杂，国与国之间不仅有相互依赖的脆弱性，而且有广阔的共同利益前景，这种模式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容乐观。

我坚信，在未来我们会将岛屿化和普通化融为一体进行发展。科技是全球变革的首要驱动力。与此同时，科技也是促成岛屿化和普通化发展的核心。在世界历史的过去七年里，我们实现了科技的不断进步。我非常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岁月中，科技可以实现新突破。尤其是能在那些极大改变我们经济与社会的领域有所突破真是再好不过，比如可替代能源、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

不幸的是，我不确定科技带来的变化都是积极的。新型科技是把“双刃剑”，被极端暴力分子盘剥的社会性媒体就能很好地证明这个观点。这对个体、组织机构和政府来说，都是极为混乱和动荡的。当然，科技的净收入自然是盈利的。不过只要有赢者就会有输家。输掉的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不会心甘情愿灰溜溜地走掉；胜利的人也不会就此罢手，不会想当然地把目标盈利视作实际所得。一些新科技的出现，比如具有基因编辑能力的CRISPR技术，更是加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我们相聚于达沃斯的日子里，我将会着重讨论和探索全球化之后的世界新时代。新的全球秩序即将出炉，组织机构的灵活机敏与远见卓识变得极为重要，因为这将决定在新的全球运行环境中谁才是赢者，谁将成输家。

作者： Paul Laudicina 是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商业政策协会（GBPC）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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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原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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