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者，制造者以及国际储备资产持有者，已经随时准备在今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如今该国正利用其不断膨胀的政治影响力来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事实上，中国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指示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了。
在数十年如一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机构—包括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运作之后，中国开始变得像一个试图创建新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势力。就在前几个月，中国就和其他二十个亚洲国家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建立一个新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对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首个关键性体制冲击，该银行正是由中国动议的。
在某种意义上，考虑到对现有国际机构及治理架构的自身内在缺陷—尤其是中国在这些体系中不成比例的跑龙套角色—的广泛讨论，这一转变其实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相比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16.8%的投票份额，以及亚洲开发银行12.8%的份额（日本的该两项比例为6.2%和12.8%），中国则只有区区3.8%及5.5%。。
此外，此外各发达经济体早已把自身的领导权牢牢地根植在这些机构之中。自二战后建立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分别由欧洲人和美国人把持着。同样，亚洲开发银行是1966年成立以来就一直由日本人担任总裁。
与此同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如果想要在这些机构中提升自身出资额度（以及地位）的话也是困难重重。而对这些机构的改革虽然已经进行过广泛讨论，却迟迟未能推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和治理改革为例，G20各国领袖早已在2010年表决同意，如今却依然是一纸空文。
饱经挫败之后，中国最终决定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并自任最大的股东，持有最多达50%的股份。该银行的首任总裁也将由中国人担任，并将总部设在北京。
中国可以借助自身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巨大影响力来壮大其国际形象，尤其是通过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急需补足来支撑其长期经济发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输送更多的资源；而且可以以一种更加契合受资助国需要的方式行事，相比其他建立已久的国际组织来说官僚主义条条框框更少，也更为灵活。
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许无法做到的则是帮助提升亚洲的经济治理水平—尤其是因为日本，澳大利亚，印尼和韩国这几个GDP总量加起来几乎与中国相等的国家尚未成为银行成员。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去制衡中国的影响力，或者缺少一个常驻董事会的话，该银行同样也会沦为中国向成员国及受益国强加其意志的工具。
例如，正如前印度外交部长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或许会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协助投资建立一条新的丝绸之路，构建一条连接东亚和欧洲的跨大陆及海运交通线。虽然该项目可以为所处区域带来极大的好处，通过推动一体化整合及巩固联系来刺激经济发展，但主要还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协助扩张该国的国际影响力，并减少该国国内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与此同时，这也可能使中国及其邻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领土争端进一步恶化。
更宏观的来看，一些发展专家已经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否能遵照治理及透明度的国际标准，执行银行金融风险防范措施，拒绝与无能腐败政府合作，以及遵循有效程序进行运作而感到担心。他们同时也担心，由于令国际开发融资变得碎片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会极大削弱自身的影响力。
无可否认，中国也在着手应对这些担忧，反复强调新银行的目的是对其他机构进行补充，而非与之竞争。在该银行建立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该行“应当遵循多边规则和程序”并学习“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优秀运作和有益经验”。
但如果要落实这些声明的话，中国必须积极承诺采取公平和有效的治理。尤其是应该考虑降低自身的投票份额，构建一个轮值主席机制，并将各亚洲发达经济体纳入到成员国的范围之内。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动议。但考虑到中国，其邻国，以及美国在安全，环境和人权事务方面存在的深刻不信任和大量冲突，讨论该动议的成功还为时过早。而中国必须作出必要的让步来令该银行发挥其最大潜力。
中国影响全球治理的手法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唯一希望的，就是它能采取正确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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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与Project Syndicate联合发布
作者：Lee Jong-Wha是韩国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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