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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15日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的落幕。面对着越战导致的日渐增长的债务、逐步上升的失业率、以及国际收支的逐渐失衡，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当日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此举也被称为经济上的“尼克松冲击”。尽管这一决定被广泛认为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当时也预示着一个增长放缓、不稳定加剧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一异常的社会周期结束不仅引发了经济层面的关注，也标志着二战后社会发展曾经天真美好的前景已经成为泡影。

在数十年之后的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正式宣布破产，而公众情绪随之又一次在怀疑与崩溃之间反复波动。当今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经济停滞的严重恐惧并存，而世界经济论坛第46届年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2500余名各界领袖将被邀请至瑞士小城达沃斯，就本届论坛的主题“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畅想新发展浪潮可能带来的种种未来图景。

向犬儒与冷漠开战

在冷战结束后头几年的光辉岁月里，科技的加速发展让整个世界连接更加紧密、社会更加平等；而如今世界局势却因此变得尖锐复杂、危机四伏。旧式剥削正在被赋予崭新意义，这使得一些人开始感到恐慌：他们曾被银行背叛，如今他们又将被机械打败、被机械的拥有者抛弃；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无力行使公民权利、他们被当代资本主义抛弃了。

其他人则在恐惧熟悉的事物遭到腐蚀、过去的工业遭到解体，甚至社会的秩序都不复存在种种。这种恐惧出现在那些在现状中生活顺遂的人身上：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包括工业、金融服务业、医疗保健业等等。然而尽管曾经接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却无法阻止智能机械逐渐夺走他们的就业岗位。在上述两种恐惧当中，发展却最终变成了“瓦解”一般的棘手形象。

奇怪的是，我们似乎对“瓦解”成为“常态”的思维感到满意。就像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中那个可怜的主人公约瑟夫·K一样，我们接受了“一个我们无力控制的世界”的存在。这便是真正的挑战了。这并不是自卢德运动起就无数次上演的众所周知的“人与机械之间的战争”，而是我们对阵犬儒主义和冷漠心态的战争。这种犬儒主义和冷漠心态，正是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的信任被一次又一次危机压榨过后的有毒残渣。社会和科技层面的经文似的论述，正在扼杀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未来的能力，让我们如同当今世界那些流行的口号一般，在极不稳定、暧昧复杂的世界当中，沦为一个个提线木偶。我们所要对抗的正是这种论述。

从发展到瓦解

处在当今这样一个沉迷于科学技术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几乎所有阐释了现代世界的科学发明，从电视、电子技术、计算机、核能，到太空旅行和口服避孕药，都诞生在二战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一些科技那时尚未出现，但其发展自那二十年就已经开始了。

在二十多年中，美国和欧盟的GDP飞速攀升，德国经历了“莱茵河奇迹”，而日本也成为了工业大国。发达国家抓住了发展机遇，在政治、社会和流行文化等领域创造了广泛深远的变化。联合国出现了，而最初关于联合国总部的设想竟是一个有两个曼哈顿岛大的新“世界首都”；成百上千万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被殖民人民赢得了政治独立；民权运动兴起，《星际迷航》则为其观众呈现了一个自由、平等和法治作为银河间政府准则的未来世界。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事情开始走起了下坡路。越战和水门事件破坏了国家权力中蕴含的信任，而通货膨胀、石油短缺、失业率走高则伤害了经济领域的信任。对于环境破坏、核战争和滴答作响的“人口炸弹”的恐惧，则破坏了几乎所有对于科技发展的崇拜。在“尼克松冲击”过后一年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极有影响力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当中预言道：除非各国限制资源使用和工业化进程，否则全球范围内将会发生社会崩溃。仿佛一瞬间，科技的飞速发展就转向了骇人的一面，开始逐渐限制地球和人类的思维。阿尔文·托夫勒的著名未来学著作《未来的冲击》就点到了要害，认为我们的大脑在应对如此快节奏的改变时，并不能做好准备。“发展”最终变成了“瓦解”。

“尼克松冲击”和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冲击，看上去更接近半世纪前的那篇文章的预言。我们当前面临着从气候变化到人口过载等一系列的全球威胁，而这像极了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所着重指出的问题。和那时一样，现在经济充满不稳定性，而各国有无意愿和能力对其进行控制也是难题；经济领域的信任正在逐渐衰减；而对于各国政府的信任，也正被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和安全形势逐渐恶化等逐渐损耗殆尽。对于技术的信任基石，则被工作极化和环境灾难而掏空了。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的资料显示，在全世界的知情公众当中，受到信任的政府数量已经跌至了历史最低点。

“科幻梦想的试验版”

然而在这两个阶段，颇具挑战性的环境同时也激发了新一代科学家和企业家开辟新天地、建设更美还社会的愿望。在上世纪70年代，纳米技术与宇宙探索的前景成为了科学梦想的新前沿；历史学家帕特里克·麦克雷的《愿景与幻想》一书就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今天，从量子计算到合成生物学在内的新技术，让我们再一次感到当下也许只是我们科幻梦想的试验版。作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汇聚的交点，虚拟现实设备将成为一段时间内的蹒跚前行的先驱产物。人形机器人如今还很笨拙，但它正为机械真正成为人类的队友和伙伴的时代开辟着道路。如今个人3D打印机所制造的，大多还是毫无用处的塑料垃圾，但其所承载的是每个人都能创造万物的愿景。无人驾驶汽车如今还不能在普通道路上行驶，但也许在未来，我们身体里的嵌入式联网设备会比我们自己还要更早知道要去哪儿，而无人驾驶汽车就是这一未来的预兆。

在这些“实验版”上，人们已经花去了太多笔墨。让我担心的却是这些笔墨当中的雄心壮志。有胆量的经济和产业远景十分稀缺，然而我们正面临着新型“拜技术教”，一种人们对于其想象中工具所拥有的神力的崇拜日渐泛滥的风险。当我们把技术当成崇拜的对象，将工具变成“规则改变者”时，我们就被禁锢在了过分简单的二元对立当中：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压迫还是解放？秩序还是混乱？《星际迷航》还是《星球大战》？

我们并不是第一代因为将信仰寄托于幻想机器，而失足掉落陷阱的人。1961年，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对苏联人民承诺：由苏共的实验室研制的计算机将最终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天国。在1964年纽约世博会上，杜邦公司的舞台剧《化学的奇妙世界》中的《欢乐的塑料家族》等歌曲庆祝了美国科学家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而GE公司的“发展世界”（Progressland）展馆建造了一个相当震撼的装置，预示由核聚变所创造的自由能新时代的即将来临。那时的商业正在建设美国更美好的未来。而硅谷的数字革命故事，是如今最突出的“寄托信仰”的典型例子。当每个人之间都能够互相连通，思想得以交流时，参与民主制以及合作型创新就将成为新时代的秩序。但世界银行最近在其一份文件中指出，数字技术将不会倾向于制造或消灭不平等、也不会导致诸如社会聚集或解集、解放或支配、效率政府或官僚主义等的出现。决定这一切发生的不会是机器，而只能是人。

我们需要在关于未来技术的表述中“去除拜技术主义”。为了更好的理解当下，以及讨论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未来，我们不应去预测“未来”是什么样子，而需要见识许多未来的可能性。在今年的达沃斯年会上，我们与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共同策划了名为“明日此时”的交互式展览，展出许多预测性的设计展品，从微小的DNA到极其宽广的外层空间均有涉及。围绕这些展品，我们创造了许多用于探索未来的预测性讨论。这些讨论旨在探索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例如神经证据能否用于法庭、自动化武器系统能否替代将军和士兵、或者死亡能否被征服等等。这一展览的潜在意图并非是为了精准的预测“未来的样子”，而是为了发起一场“科技如何才能更好造福人类”的讨论。

世界经济论坛创立于“尼克松冲击”发生之年，也正是人类在看待发展中的加速变化时，恐惧超越信仰的时期，还是人类同时领悟自身创新性和纵欲性的时期。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了转折点上：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与技术的飞速变化相遇，比起“希望”的指引，人们更容易将发展当作是“瓦解”的前兆。

我们尤其应当记住的是，技术给予了我们权力，而我们需要时常学习如何掌握它。雷曼兄弟倒闭的冲击，引发了新一轮寻找管理我们的生活，以及管理国家、市场、公民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新方式的渴望。新的“限度”时代的来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想象和建造我们渴望的未来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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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bastian Buckup是世界经济论坛议程负责人。他自2008年期供职于世界经济论坛，目前负责冬季年会和夏季新领军者年会的议程设计与发展。他自2012年起同时兼任日内瓦大学的客座教授。

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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