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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主义往往被视为中东肆虐大火的燃油，却极少有人将政府治理的失败看作这场大火的根本原因，并加以重视。原因在于，教派运动和政策已足以撼动诸如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家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治理结构，难以保障国家担当安保主要提供者的角色。
2011年叙利亚革命最初只是呼吁国内的改革和变革；而为了挫败这些呼吁，教派主义和带有偏见的指责被用作诋毁对方的工具。最近，也门的内斗已转变为教派斗争，但究其本质实为资源和权力斗争。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推翻了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沙阿，成立了宣称对外“输出革命”的政权体制；自此以后，该地区的政治动态一直充斥着争夺统治地位的对抗和斗争。由于伊朗革命披着伊斯兰教的外衣，相关政治斗争也包裹着教派和宗教术语、动机和理论。
本文之目的既不在于厘清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近代历史纠葛，也不在于将某个地方的冤屈苦难归咎于某个地区的控制者。相反，重点在于要认识到，卷入教派纷争将造成显眼的盲点——国家治理和国家政权的失败将导致民族国家四分五裂，其分裂速度和复杂性可谓前所未有。
毫无疑问，教派分歧始终存在，并将像数百年以来一样继续被人操纵，但这不过是每个社会都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差异。这并不是导致过去十年里成千上万人口被杀戮、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虽然中东和北非地区因政治/教派暴力死亡的确切人数难以追踪，但仅叙利亚一国，联合国采信的数字约为22万人。本文移民地图由国际移民组织提供）。
若一个国家无法满足其人民的基本需求——无论是安全保障、基本医疗保健需求，抑或小学教育需求，非国家行为体就会填补空白。无论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是黎巴嫩的真主党，无不昭示着该地区的其他团体已经开始在国家治理失败之处，扮演国家角色，提供社会福利。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文化过于丰富，差异过于多元化，根本无法制定一套适合所有群体的综合政策。然而，固化良好治理方面的重要措施，将为该地区的稳定提供一个必要的基本框架。首当其冲的是，必须维护法律和司法的尊严。除非公民感觉到，当政府“骗走”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时，他们可以求助于适当的程序和系统，否则他们将转向那些假借宗教团体之名义、实行有组织犯罪之事实的非国家行为体。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国家未能提供保护的某些人而言，诉诸武器是唯一可行的选项。相对于伊拉克当前的无政府状态，起源于伊拉克《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50年巴比伦统治政府颁行的法典）的现代法典无异于一个辛辣的讽刺。
一个国家一致认同的宪法和法律，不管是成文宪法还是具有先例的公认法，均是国家政府必须履行的强制性职能。因政府未能履行约定制度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实例比比皆是，利比亚和也门只是其中的两例。十年前通过的伊拉克宪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并已通过一项立即修订宪法的协定。
每每谈及依法而治，人们往往将之视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奢侈，或应当在未来加以解决的事宜——与此同时，人们却在通过纯粹的武力或短期财政措施，来试图消除困扰中东地区的危机。然而，如果不能依法而治，如果没有公平公正执法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努力均将被摧毁于无形。将一个国家的各种法律固化成公平的宪法，并确保其得以遵循，对于解决中东地区已经或正在衰败的国家状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该地区的腐败到民间武装异军突起，缺乏法治是让这些问题恶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滥用权力之人并非只有该地区的政客。对政客的限制取决于法律追究其责任的能力，全世界皆然。此外，一个能够督促当局政权担负责任、揭示不法行为的自由媒体，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不久即会被压制。
无论是通过投票箱，或是通过履行提供服务之职能，该地区相对稳定国家的政府均明白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需要改革或改进，但它们为可以实现类似稳定性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基准。突尼斯2014年12月的选举即是其中一个典范；在该场选举中，执政党伊斯兰复兴党及其联盟伙伴接受选举的失败，并将权力移交给竞争对手，而不是煽动民间纷争或战争。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许多动荡国家，失败的治理结构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于该地区的“稳定”国家而言，有缺陷的治理亦显现出了脆弱性。其中一个例子是经常被提起、但往往未认真解决的就业问题——当资助和裙带关系支配着关键岗位的安排方式时，整个就业结构皆深受其害。
治理的失败不仅限于国家机构；相反，它也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常见症状。例如，联合国未能实施国际公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如第242号决议，自1967年通过以来，一直未能实施。
以上所有问题均不是新问题，亦不是执政当局未发现的问题。针对失业、法治和公民权利举行的会议和演讲，不可谓不足以强调相关问题。政府官员们往往会说，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可待处理完武装分子、极端主义或战争之后再加以解决。然而，若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给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社会留下刺眼的盲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武装团体将会继续恶化，并极有可能愈演愈烈。
更为糟糕的是，那些拥有决策权和既得利益之人，正是需要作出减少其自身短期私利、为全民创造长期利益的决策之人。其实，关键在于接受一种观念，即公共服务着实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利益。
作者：Mina Al-Oraibi 是《中东时报》助理总编辑，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全球议程理事会中东和北非专题小组理事。
世界经济论坛中东和北非峰会于5月21日-23日在约旦死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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