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20年里，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业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核心发展之一。随着协调成本和贸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全球价值链对有意将部分生产步骤进行离岸外包的企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反之，这又促进了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中间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与出口货物中外国附加值含量的持续增高（Johnson与Noguera，2012年）。图1描绘了全球价值链在1995至2008年的发展状况。
图1.全球价值链的崛起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
在所谓的全球价值链革命的初始阶段，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一致肯定全球价值链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增长和发展机会。这些国家无需为实现工业化而在国内建立整个供应链；相反，它们可以更为轻松地加入现有供应链，并依据自身的技术能力专门从事特定的工作（例如Baldwin，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
但时隔不久，针对这种有关全球价值链的乐观看法，反对声浪迭起。反对人士担忧的是，此类价值链仅仅是推动老一套自由贸易政策的新方式而已，只不过是让发达国家能够自由进入发展中市场（Dalle等，2013年）。发展中国家极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止步于低附加值活动，停滞不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同样，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制造业岗位转移到国外亦备感担忧。
大量投入产出数据呈现新论据
新研究表明，若能满足一组先决条件，全球价值链可以并确实有利于国内经济。通过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一组独特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作者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国内附加值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稳健的关系（Kummritz，2014年）。依据反映价值链不同阶段的后向关联（即国内出口产品中的外国附加值）和前向关联（即外国出口产品中的国内附加值）指标来看，该发现具有可靠性。
相关结论与日益丰富的、有关全球价值链及其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理论著作（如Li与Liu，2014年；Baldwin与Robert-Nicoud，2014年；Zi，2014年）相契合。相关资料对低技术低工资国家（“南方国家”）与高技术高工资国家（“北方国家”）之间建立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分析。由于南北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通过将北方国家的技术优势与南方国家的工资优势相结合，可使离岸外包有利可图。相应地，这也导致了南北国家各自的收益和损失。北方国家的主要收益来源是生产力的提高，这近似于由降低成本和提高专业化水平引起的技术变革。另一方面，技术升级和专业化水平提升为南方国家带来积极的贸易效应和正向溢出效应。
然而，最新经验证据揭示了另一个尚未经过理论论证的事实。更具体地说，相关证据表明，全球价值链对国内附加值的正向效应仅对中高等收入国家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通过研究新资料/分析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国别指标，作者针对全球价值链与国内附加值之间的理论传输渠道，提出了能够解释上述结论的新论据。尤其是为生产力提升效应提供了支持，证实当富裕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进行资源采购时，成本的节约可带来生产力提升效应。相比之下，有关中低等收入国家通过技术升级而获益的论据极少。另有试验表明，足够的吸收能力是产生技术转移效应的必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与法律机构是国内经济获得正向溢出效应的基本要素。然而，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吸收能力往往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这些国家通常难以从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获益，亦易于解释。
政策选项
上述新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两个结论：
- 首先，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一项合理良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例如捷克共和国、韩国）的案例表明，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互动合作可提高生产力，并为国内经济带来溢出效应。
- 其次，相关成果的实现并非确定无疑，唾手可得。新加入者必须确保自己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激励外国企业在当地采购投入资源，并外包更多的生产份额。
世界银行在其即将发布的文件中，概述了中低等收入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从中进行升级的实用步骤（Taglioni与Winkler，即将发布）。该文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工具包”，例如，政策制定者可借助该“工具包”来确定本国的相对优势行业、以及需要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之前解决的潜在赤字问题。这为目前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网络边缘的国家提供了明确的前进路线。
作者：Victor Kümmritz，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由VoxEU网站合作发表。文章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观点。
图片：一只海鸥飞过CC造船厂码头，该造船厂曾翻修韩国渡轮“世越号”。金京勋/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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