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会在中国造成多少人失业？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社会不稳定？
中国必须度过雾霾治理阶段，以此实现经济、产业、环境与就业的新平衡
时间往回拉150年，那也是一个改革时期的中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朝野上下为一件事吵翻了天：应不应该修铁路。“很多中国人认为铁路长长地切开大地，破坏了正常的节律，还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历史学家史景迁说。1881年李鸿章在开平煤矿悄悄修了11公里的运煤铁路，在官吏和民众强烈反对后，只好弃用蒸汽机车头，改牲畜拉。到1891年，日本全境铁路超3300公里，大清帝国竟只有其1/9。国运异途。
历史不断向前。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两百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一次次技术创新、产业更替、经济发展及政治变革。而每一次变革与转型，都难免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利益的拉锯甚至社会的动荡。最近调查记者柴静发布了一部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挑起了一场公共争论。纪录片中提到河北省钢铁产业规模巨大、污染严重，但关停起来很难，环保部官员无奈地承认钢铁企业已经“大而不能关”，因为每个企业背后都涉及几万乃至10万人的就业。是不是看到了历史的影子？
要环境，还是要就业？这个问题在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经济体转身时成为一个艰难的选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透露，一位中央核心部门的领导曾直接向他询问，“如果把雾霾彻底拿下，中国经济到底会降低多少个百分点？”这一问题的背后还隐含着这些担心：治理雾霾会在中国造成多少人失业？失业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社会不稳定？这都是在中国必须考虑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河北省的钢铁压产是观察中国环境与经济、就业矛盾的典型窗口。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到2017年，河北省钢铁产能将削减6000万吨。这对以钢铁产业为经济支柱的河北省将造成巨大冲击。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河北省钢铁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13.9%，占财政收入的11.6%，近61万人就业。中央下达给河北的6000万吨压产任务，相当于河北省四分之一的钢铁产能。其中，唐山市的任务是压产4000万吨，直接影响近10万人就业。
钢铁压产的执行还有鲜活而残酷的一面。为数不少的炼铁炉和炼钢炉要被集中拆除、炸毁。对于一些村民集资发展的钢厂来说，炸掉高炉之后的遗留问题几乎是一场灾难：钢厂的集资款还没有偿还，怎么办？钢厂近年的债务谁来还清？被钢厂占用的数百亩土地今后何去何从？无地可种的村民，在炸掉钢厂后如何就业……这些遗留问题都亟待解决方案。
中国的环境问题具有长期积累、规模巨大、积重难返、系统复杂的特点，因此短期内治理环境问题往往难以见效。由于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不够，政府往往在不作为和“运动式”治理两极之间摇摆，结果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在中国，涉及民生的稳定问题不是小事，近两年每年解决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这是中央政府要完成的重要指标，也是政府的重要政绩。换句话说，就业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样，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敏感点和痛点。
那么，中国的环境保护是否会被经济问题和就业问题“绑架”呢？不能简单把二者对立起来，这将导致在政策方案上走进死胡同。
首先，任何结构性的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都会带来就业结构的改变。以中国的现实来看，由于环境问题积重难返，环境容量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已经是不得不为了。不论中外，在这种历史性的结构调整阶段，较大规模的失业问题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那些因为失业代价太大而反对改革和调整的人来说，必须意识到，中国钢铁产业面临的全行业不景气并不是环境治理的结果，过时和落后的产业结构即使不做主动调整也难以维系，大量的失业问题难以避免。中国钢铁业进入“低需求增长、低钢材价格、钢企低效益和行业高压力”的“新常态”。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我国粗钢产能实际上已经接近12亿吨，而2014年我国折合粗钢表观消费量为7.37亿吨，同比下降2.25%。化解如此庞大的过剩产能，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其次，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也会创造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2012年，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他曾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表示，为实现“十二五”节能目标，中国将大力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计划到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左右，总产值达到人民币4.5万亿元。有外资投行也认为，中国将开始长达10年的更严格的监管和对绿色技术、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预计环保支出总额在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可达3.4万亿元；废物能源化、污泥处理、危险废物处理和水泥处理4个领域将在未来5年内强劲增长。在中国近年的经济转型中，与环保相关的各类产业已经显露出上升的发展态势，在产业界和资本市场都得到了普遍认同。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蔚为大观。
再次，要从长期看待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就业结构的调整。有国内学者的测算表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净拉动我国GDP增长19422亿元，并增加非农就业岗位246万个。如果这个结果能够实现，将对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带来全新的发展局面。在德国鲁尔区转型中，失业问题一度非常严峻，38%的失业者失业时间在一年以上，23%的失业者失业时间在三年以上。从经验来看，鲁尔区特别注意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对劳动大军的调整，使之尽快掌握新知识、新技能，适应新岗位的需要。尽可能将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相适应、相匹配。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分别建立培训中心，对转岗人员进行分门别类的免费培训。培训中心还与招工局联网，可向每个培训者提供两次以上的就业机会。同时，鲁尔区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技能人才。鲁尔区还特别发展高等教育，从1961年起，鲁尔区的波鸿、多特蒙德、埃森等城市陆续建立大学。13年内，鲁尔区从一个没有任何大学的地区转为欧洲境内大学最密集的地区。科技和教育使得鲁尔区的人口素质增强、科研能力迅速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对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150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相似，今日之中国又站在技术变革、产业调整的节点。雾霾治理只是这个历史转型中的一个必经片段。对中国来说，它必然会发生，必然会短期影响经济和就业，但中国也必须度过这个阶段，在新的层面实现经济、产业、环境与就业的新平衡。
本文来自于商业周刊中文版
作者：贺军是安邦集团研究合伙人和高级研究员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