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35年中，中国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8%，这是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
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奇迹正在走向终点，至少其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自2010年一季度以来，中国的增长率一直在下降。2014年三季度，经济增长率降到了相对较低的7.3%。
与前几十年相比，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将面临持续强劲的逆风。2015年，决策者将制定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他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来预期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制定一国GDP目标时，首先要明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是指在内外部条件有利、未来增长与可持续性不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最快扩张速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要么来自技术创新，要么来自产业升级。
而位于创新前沿的发达国家却也因此处于劣势。因为它们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创造新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则拥有“后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模仿、进口、综合和许可实现技术进步。相比之下，它们的成本和风险更低。过去150年中，发达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3%，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着超过7%的年增长率。
要计算中国在经历了35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之后还剩下多少后发优势，我们需要考察其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考察这一差距的最佳办法是比较经购买力平价（PPP）调整的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差距越大，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也就越大。
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这一差距大致相当于1951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日本平均年增长率为9.2%。这一差距也大致等于1977年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韩国年增长率为7.6%。1967年的新加坡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也有类似差距，此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率。由此外推，在2008年后的20年里，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应在8%左右。
但潜在增长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是否可以实现取决于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为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必须深化改革，消除经济中残留的扭曲。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更主动地克服伴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来的市场失灵现象。
中国有潜力通过包括不仅限于家庭消费的内需来保持稳健的增长。中国不缺少投资机会，有充分的产业升级空间和足够的潜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住房和环境管理。
此外，中国的投资资源十分丰富。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和还不到GDP的50%，以国际标准衡量属于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储蓄相当于GDP的近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即使面临相对不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可以在短期内依靠投资创造就业；而随着就业岗位数量的增加，消费也会水涨船高。
但是，外部情景会更加令人沮丧。尽管发达国家当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进行了强力干预，启动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但很多发达国家的结构缺陷仍没有解决。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欧洲央行正在步美国和日本的后尘试图用量化宽松提振需求。
美国的就业正在增加，但劳动力参与率仍然不高，经济也没有达到衰退后反弹通常可以达到的6—7%。美国、欧洲和日本可能将精力持续的低迷表现，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
以此推算，中国的增长可能会低于每年8%的潜在增长率。决策者在为下一个五年制定计划时应该将增长目标定在7—7.5%，在此范围内根据全球经济情况逐步调整。
这一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就业、降低金融风险、并实现2020年收入翻番的目标。
本文系与Project Syndicate联合发布
作者：林毅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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