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世界经济论坛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不平等性日益加剧的问题成为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的一个重要议题。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有显著增长，但中位家庭收入却没有增加。顶层1%（事实上，是顶层0.1%）攫取了大部分收益，社会已经难以再长期忍受这一局面。

许多人担心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并且各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都差不多，这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热门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中提出的观点。但这一观点也许具有极大的误导性。

另一种不平等

区分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不平等和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至关重要。传统的劳资之争是关于后者的，是工人和所有者之间争夺馅饼。但企业生产率之间也存在大得惊人的不平等，这意味着馅饼的大小区别迥异。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省际和州际生产率差距达到十倍以上稀松平常，市际差距更是极其巨大。

这两个非常不同的不平等原因常常被混淆，导致两者都得不到清晰的思考。两种不平等与现代生产的相似特征有关：生产需要许多互补性投入。这些投入不但包括可从国外运输的原材料和机器，也包括许多专业化劳动技能、基础设施和规则，它们无法轻易转移，因此存在空间配置。缺少这些投入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对生产率带来灾难性影响。

互补性让许多发展中国家不适应现代生产，因为它们没有关键投入。即使在城市内部，较穷的地区也常常交通不便、禀赋不足，导致生产率低迷。结果，企业之间的效率存在巨大差异，它们可用来分配的收入亦然。

再分配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生产率的约束，再分配只有缓和之效，没有治疗之力。解决问题需要投资于包容，用技能武装人民，并让他们与投入和可以给他们带来生产率的网络连接起来。

困境在于穷国缺少将所有地方和所有投入之间全部连起来的办法。它们必须选择一些地方，让它们与大部分投入品相连并获得搞生产率，或者选择将一些投入送往所有地方，让所有地方的生产率都低迷。这就是发展总是倾向于不平等的原因。

现代生产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分配所有互补性投入所创造的收入。如今，生产不但由个体乃至企业内部的团队实现，也由企业团队或价值链实现。看看任何一部当代电影最后的演职人员名单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因此，互补性创造了一个归属问题。最终产品的功劳应该如何分配，分配给谁？

机会成本的迷思

传统上，经济学家认为每个团队成员应该得到等于其机会成本的报酬，也就是说，得到他被踢出情况下仍能够获得的最高收入。在这一情形中，如果市场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完美竞争市场，则一旦所有投入的机会成本都得到补偿，就不会剩下什么可供分配。但在现实生活中，团队的价值总是高于——并且常常远远高于——团队成员的机会成本。

谁能获得这一“团队剩余”？传统假设是团队剩余都积累给股东。但皮凯蒂和其他人指出，美国超级CEO高薪的出现也许反映了CEO有能力在他得不到部分剩余的情况下破坏团队。毕竟，如果被炒鱿鱼，CEO的收入将大幅缩水，这表明其报酬远高于其机会成本。

创业公司的模式

在成功创业企业，被收购或上市所获得的报酬都流向了搭建团队的人。至于比较传统的价值链，剩余总是流向市场实力更大的投入。商学院教育学生，要获得价值链的最大剩余，可以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人难以提供的投入上，同时保证其他投入被“商品化”，从而无法获得高于其机会成本的报酬。

收益并不流向最应该获得收益的人。皮凯蒂指出，在法国和其他国家，“资本”的崛起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升值，其唯一原因是好地段在日益网络化的经济中变得更有价值。与土地一样，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过于保护旧思想，其所提供的市场实力也许不仅放大的收入不平等，还阻碍了创新。

新加坡和哥伦比亚的成功案例

这意味着旨在确保平等结果的政策要么应该依赖于要么拥有获得“团队剩余”的投入，要么对这些投入征税。新加坡尽管税率低，但政府从不缺钱，原因之一是其成功的政策让其所拥有的土地和房地产价值暴增，形成了巨大的收入流。

类似地，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通过其成功的电力公司（如今已是跨国公司）的利润筹集资金。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最近指出，政府应该通过投资于公共风险资本基金而获得的分红为自己融资，从而将创新收益社会化。

当然，获得团队剩余也许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让收入再分配成为可能；但更大、更加可持续的巨大收入只能来自让收入为包容提供资金。最终，包容增长可以创造更繁荣、更平等的社会，而再分配既不能有利于包容，也不能有利于增长。

本文系与Project Syndicate联合发布

作者：Ricardo Hausmann是委内瑞拉的前规划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