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为人父母者都为如何教育子女颇费脑筋。翻看历史，贤哲们多半对严格管教推崇有加。《圣经》上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13：24）。Plumb (1975) 表示“1770年之前，有200多种关于养育子女的建议，只有三成没有建议父亲打孩子”。直至20世纪，蒙台梭利等教育改革家的观点才得到广泛认同，并随上世纪60和70年代反专制教育的普及达到顶峰。然而最近趋势又开始转向。

2011年，蔡美儿以一本《虎妈战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她在书中主张严格遵守规则的教育方式。虽然引起不少争议，但“虎妈”式的教育方式却显示了一种广泛的趋势，即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会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教育孩子。关于使用时间的调查表明，如果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在子女管教上花费的时间会明显高于上一代（虽然女性的工作时间也增加了；见Ramey和Ramey 2010的文章），“直升机父母”（形容心情焦虑的父母，时刻盘旋在孩子周围指导和保护孩子）一词也流行开来。

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教养方式

在发展心理学中，父母在子女教育中采取的方法被称为“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s）。从 Baumrind (1967)年一份开创性的文章开始，分出了三种差异明显的主要教养方式：专制式（authoritarian）、权威式（authoritative）和放任式（permissive）。

顾名思义，专制式的父母要求孩子服从并进行严格控制，还经常采用体罚。相对而言，放任式的父母遵从自由放任的原则，让孩子自己做选择。权威式的父母则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但方法是通过规劝和塑造价值观，而不是命令和训诫。

教养方式的经济解释

许多关于教养的大众文献是基于一个前提，即父母不知道怎样养育子女最好，因此需要接受指导以便采取最佳方式。从这个角度说，如果父母采用了“错误的”教养方式，就会因为缺乏信息而犯错。

我们在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Doepke 和 Zilibotti 2014）中，采取了另一种思路，对人类行为进行经济分析。我们认为父母大体上而言，知道不同教养方式的利弊，但具体选择则受到动机驱使。根据这种思路，研究任务不是告诉父母应当做什么，而是了解哪些经济动机造成了他们的实际行为。

在我们的理论中，父母对子女的情感兼具无私利他和家长作风。虽然父母总体上都会关心孩子的幸福（利他），但也会反对孩子做出的某些选择（家长作风）。例如，在承担风险方面，父母和子女往往会对最优水平各持己见（比如，关于机动车或尝试消遣性药品的风险）。因此，父母具有试图影响子女生活选择的动机。

影响孩子的方式有两类。

• 其一是威压，即禁止特定行为，或强加特定选择。这种方法对应专制式教养。
• 其二是劝导，即尝试塑造子女的价值观和偏好，使子女按照父母的希望做出自己的选择。

例如，父母可能向子女灌输强烈的工作伦理，或对消遣性药品的厌恶。这种方法相当于权威式教养。

• 其三是完全避免影响孩子，放手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即放任式教养。

根据我们的理论，放任式并不是忽视，而是尊重子女的选择，即便未必符合父母的愿望。

教养方式的成本与收益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采取强化教养方式（专制和权威式）控制孩子的行为存在成本，包括直接的（用于控制子女或灌输适当价值观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和间接的（父母关心子女，并考虑强势教养方式对孩子的伤害）。因此，对于教养方式经济理论的第一个推测是，只有当回报足够高，父母才会愿意承担强化教养方式的成本。那么，强化教养方式的回报是什么？

强化教养方式（专制和权威式）的收益是子女更可能做出父母认为合适的选择。因此，回报取决于个中风险，即子女是否做出在父母看来“正确”或“错误”的选择重要与否。

例如，关于高风险的青春期行为，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的风险，即青少年可能因从事危险行为而陷入困境的程度。在充斥帮派、暴力和毒品的城市社区，做错决定和交错朋友都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重创，了解到危险后，担心的父母就可能强势干涉（或搬到其他社区）。比较起来，在没有这种诱惑的宁静乡村，父母就更容易采取宽松的方法。

回报对于教育和消除贫富差距的作用

虽然许多父母担心青少年的风险，我们认为，对青春期学习和工作的回报甚至更加重要。父母和子女之间最普遍的分歧似乎就是：在努力学习与工作和享受朋友相聚及其他乐趣之间的取舍。很少有父母愿意看到孩子经常丢下作业去玩。

这种矛盾可以解释为时间偏好的分歧，父母比孩子本身更担心其行为（例如学习）的长期影响。因此，许多父母通过威压（例如禁足，即不允许和朋友玩），或进行长期教化，灌输强烈的工作伦理和力争成功的观念，逼迫孩子努力学习。

严格教养的回报包括孩子日后成功的可能性更高。这对于父母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贫富差距的程度，特别是对教育的回报。在教育和努力能得到良好回报而缺乏教育则境况艰难的国家，父母就会有很高的动机严格要求子女。

• 因此，我们预计贫富差距会与强化教养方式（专制和权威式）相关

相比之下，如果一国贫富差距较低，艺术家和辍学者的收入仅略低于医生和工程师，父母就可以采取宽松的态度，自由放任的教养方式也会更普遍。

强化和放任教养方式的多国证据

在我们的研究中，关于教养方式的多国数据与我们对教养方式和贫富差距关联性的预测一致。教养方式可以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衡量，该调查询问受访者在子女教育中最看重的态度或价值观。其中，强调“想象”和“独立”对应于自由放任的教养方式，而专制和权威式的家长更可能主张“努力工作”的重要性。

图1到3显示了这些价值观（即一国部分父母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观）与贫富差距指标（基尼系数，数值越高贫富差距越大）的关联。与理论推测一致，在经合组织中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父母更强调努力工作，认为想象和独立的重要性较低。相反，北欧父母则重视想象和独立的价值，符合随机观察的结果，即这些国家的儿童比南欧和美国儿童享有更多自由。

这一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同样成立。例如，图4加入了存在显著贫富差距的中国。与理论推测的一样，中国父母几乎普遍强调努力工作的重要性。

图1.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对比经合组织国家的父母在子女教养中对“想象”的重视程度

图2. 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对比经合组织国家的父母在子女教养中对“独立”的重视程度

图3.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对比经合组织国家的父母在子女教养中对“努力工作”的重视程度

图4.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对比经合组织国家及中国的父母在子女教养中对“努力工作”的重视程度

权威教养方式的兴起

关于西方国家最近兴起的强势教养方式（虎妈、直升机父母等），我们的理论提供了一种直截了当的解释。在20世纪60-70年代，反权威、自由放任的教养方式最盛之时，也是贫富差距几乎最低之日。由于教育的回报较低，父母很难找到劳神督促孩子的理由。最近三十年则刚好相反，贫富差距日渐扩大，教育回报也逐步上升。如果无法完成学业，就没法指望过上有保障的中产阶级生活，相应地，父母也就加倍努力，确保子女的成功。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强化教养方法中，为什么现代父母更加依赖于权威式的柔性教化，而不是专制式的命令与控制方法。虽然有虎妈的经验（同时包含专制和权威式要素）在前，大量使用体罚的传统专制教养方式在许多国家已经逐渐式微。

从经济角度来看，权威式方法的优势是，一旦教化成功，就无需监督子女做正确的事，他们会自愿做出父母偏好的选择。因此，在监督较困难或不可行的时候，权威式就比专制式更有吸引力。我们认为，专制式衰落的原因是子女独立的经济回报提高了。现在，教育的决定性阶段往往是大学或研究生时期，而不是中小学。一进入大学，孩子就不再受父母的直接控制，只有已经灌输了适当的价值观（例如重视努力工作和学术成就），他们才能获得成功。

教养方式的未来

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几乎不可逆转，我们推测，专制教养方式会继续衰落；回到《圣经》倡导的严格方法已不太可能。关于放任式和权威式的权衡，教育回报的演变是关键因素。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那么现今不过是一个持续趋势的开始，教养方式将变得越来越强势。另一方面，如果当前的贫富差距最终恢复正常，回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较为平等的时期，今后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就可以再度享受更加轻松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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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与VoxEU联合发表。

作者：Matthias Doepke 是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Fabrizio Zilibotti 是伦敦大学学院前经济学教授，现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和政治经济系主任，瑞银社会经济学中心科研主任。

原文刊载于世界经济论坛博客 (http://forumblog.or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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