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新研究再次证明，不平等问题的程度正在困扰美国。首先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年度收入和贫困报告，该报告显示，尽管美国经济被认为已从大衰退中复苏，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仍然处于停滞状态。经通胀调整的中位家庭收入仍低于二十五年前。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最大的优势不在于其军事实力，而在于其令全世界艳羡的经济制度。但其他国家为何要模仿这个大量人口——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人口——收入停滞不前、眼睁睁看着顶层收入狂飙突进的经济模式呢？

第二项研究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印证了第一项研究的发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每年都要发布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该排名考察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各项除收入以外的福利。

美国在HDI排行榜上位列第五，次于挪威、澳大利亚、瑞士和荷兰。但经不平等性调整后，美国的得分将下降23位——是发达国家中因该调整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事实上，美国将跌至希腊和斯洛伐克等国家之下，而这些国家从未被视为榜样或可以与美国一决高下的竞争对手。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报告强调另一个社会表现维度：脆弱性（vulnerability）。报告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仍有许多人情况危急。很小的事件——比如家人患病——就可能让他们重回贫困。向下流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而向上流动性饱受制约。

在美国，向上流动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传说；而向下流动性和脆弱性倒是比比皆是。这部分是拜美国医疗制度所赐，尽管奥巴马总统实施了改革，但这套制度仍让美国穷人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位于底层的人群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疾病、离异和失业往往就足以让他们万劫不复。

2010年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即“奥巴马医改”）本是为了消除这些威胁——而强有力的信号表明该法案正在显著降低无保险美国人的数量。但是，部分拜最高法院一项的裁决以及共和党执政者和立法者的顽固所赐——二十四个州拒绝扩大面向穷人的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机关联邦政府几乎全额负担了其中的成本——仍有4,100万美国人没有医保。当经济不平等性演变为政治不平等性时——美国大部分地区就是如此——政府却没有关注底层人民的需要。

GDP和HDI都没有反应脆弱性随时间和国别的不同。但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安全性（security）发生了显著下降。有工作的担心是否能保住饭碗；没工作的担心是否能找到饭碗。

最近的经济衰退影响了许多人的财富。在美国，虽然股市早已复苏，但2007—2013年间中位财富仍缩水超过40%。这意味着许多老年人和临近退休者需要担心今后的生活水平。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住房；另有数百万面临眼看就要失去住房的不安全性。

这些不安全性令长期困扰美国人的不安全感雪上加霜。在美国内陆城市，数百万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面临不作为、不公正的警察和司法制度所带来的不安全性；遇到心情不好的警察很有可能导致无妄的牢狱之灾甚至更糟糕的情况。

传统上，欧洲更加理解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脆弱性问题的重要性。欧洲人明白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可以改善总体经济表现，因为个体将更愿意承担能带来更高经济增长的风险。

但如今，在欧洲许多地区，高失业（平均12%，最严重的国家25%）加上紧缩造成的社会保障缩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脆弱性增加。这意味着社会福利的下降可能远比常规GDP指标所显示的严重——尽管GDP数字已经十分难看，表现最差的国家真实（经通胀调整的）人均收入还不如危机前——一个失去的五年。

国际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我是该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强调GDP不是衡量经济表现好坏的好指标。美国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报告提醒我们这一洞见的重要性。GDP崇拜让我们牺牲了太多东西。

从根本上说，不管GDP增长有多快，不能让大部分公民带来福祉、让越来越多的人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全性的经济制度都是一个失败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增加不安全性、导致大比例人口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的政策（比如紧缩）是有缺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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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与Project Syndicate联合发表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原文刊载于世界经济论坛博客 (http://forumblog.or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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