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中国经济终于启动了结构再平衡进程，增长率也从2008年以前的超过10%下降到如今的约7.5%。这是否就是中国的“新常态”，还是这个国家预期在未来十年内会出现更低的增长？

首先，中国经济在出口部门方面的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出口增长从2001~2008年间的年均29%下降到低于10%，使得国外需求作为增长引擎的作用不再如此重要。

此外，制造业就业和产出占总体的比重在去年开始下降。在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据了总体经济增长的超过一半。因此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7年占GDP超过10%的顶峰迅速下跌如今大概2%的情况也就不出所料了，

这一再平衡帮助改善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事实上近年来劳动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这也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收缩和服务业的扩大。

这同时也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区域性再平衡状况：占中国出口总量超过85%的沿海省份正经历着最为显著的放缓过程，而内陆省份则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基尼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数，其值在0和1之间，0表示收入分配极端平等而1表示极端不平等）从2012年的0.52下跌到了2012年的0.5。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两大基本因素。其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下降，迫使中国提前开始调整自身增长模式。其二则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不断转变。处于16~65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0年达到最高72%后逐年下降。而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自2012年后不断减少。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之中，在2001~2008年间有约200万人脱离农业寻找城市制造业工作。但近年以来这一移民进程持续放缓，而农村地区则吸收了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5%。

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中国更低的增长率——虽然可能不会像经济学家刘世锦，蔡方所预计的那样低到6~7%。事实上，依靠中国过去的增长记录去预测未来的经济表现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仅是因为劳动人口方面的重大转换，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2010年以前劳动人口数量增长率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很可能被高估了。这使得随后该比率的下跌成为了测定经济负面影响的一个不准确手段。

此外，这一手段忽视了中国在未来20年间享受的教育红利，因为新一代劳动者正不断取代老一辈。按照这一情况，50~60岁年龄段中国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比率只有20~25岁年龄段的一半，换句话说，新一代劳动者的生产力将是临近退休者的一倍。

事实上，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到2020年，在大学求学的18~22岁青年将占到该年龄段总人口的40%，而目前为32%。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劳动力的净流失。

与此同时，中国的低退休年龄——女性50岁和/男性60岁——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只需在未来每十年将退休年龄提高半年就足以补偿每年约250万劳动力的流失。

还有另一个趋势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繁荣。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但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降到低于40%——按照国际标准来说这一比率依然较高。同时资本存量也会维持较高的增长率。

最后，因为人力资本迅速增加和研究投资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稳步提升。明年中国的研究支出将相当于GDP的2.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基于这些趋势——并假设一个持续的劳动参与率——中国在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将在6.9~7.6之间波动，平均为7.27%。这个数字或许比1988~2013年间的年均9.4%低得多，但相对于全球标准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那么依然会是个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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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Project Syndicate联合发表

作者：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刊载于世界经济论坛博客 (http://forumblog.or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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