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正站在历史的黄金机会点，三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处于强大且有活力的改革派领导人的时代。事实上，中国的习近平、印度的莫迪和印尼的“佐科维”佐科·维多多（以下称佐科维）都有望跻身各自国家最伟大现代领导人行列。

毛泽东在1949年统一了中国，而邓小平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崛起。习近平要想和毛邓看齐，就必须建立以基于规则（rules-based）的现代中国。而这首先需要清除的便是腐败这只8“大老虎”。

多年来，腐败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地方党政领导人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巨大的特权和权威敛聚个人财富。这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妨碍了驱动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行列所必须的市场竞争机制。

目前，习近平似乎占据了对这一挑战的上风。他大胆地将目标对准了此前被认为“不可触及”的大人物，如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但与腐败的长期斗争不能光依靠习近平。只有建立强大的制度以保护和培育习近平退休之后的法治精神，才能赢得这场斗争。

如果习近平选择建立这样的制度，他有强大的法律传统可以援引。正如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今年出的演讲中所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事实上，在公元前四世纪，政治家、改革家商鞅就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根据这一传统，习近平可以建立强大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如果他这么做了——认识到要想赢得信誉就必须以法治精神约束党的最高人物——他就能成为现代中国第三强势的领导人。

在印度，圣雄甘地重新唤醒了遭遇殖民主义重创的国家精神，尼赫鲁则确立了印度的民主政治文化。如今，莫迪必须为印度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强国奠定基础。

复制2004—2012年主政古吉拉特邦每年经济增长10%的成绩显然将提振印度的发展前景和全球地位。但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如此高的增长率需要深远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改革，如取消纯属浪费的补贴，特别是能源补贴，以解放资源用于（比如）增加医疗支出。其他当务之急包括缩减预算赤字、取消内部贸易壁垒、鼓励私人投资等。

要赢得实施这些改革而不破坏政治稳定或社会团结所需要的支持，莫迪必须证明他是一个包容的领导人，有能力与不属于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圈子的印度人合作——包括1,500多万印度穆斯林。如果获得成功，他将和习近平一样，成为祖国的下一个标志性领导人。

在印度尼西亚，到目前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两位领导人是苏加诺和苏哈托。苏加诺用他的雄辩为这个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构建了民族团结。而推翻苏加诺的苏哈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将数百万人带出贫困。

佐科维以卑微的出身稳定权力巅峰，并且从未在其“人民之子”的形象和务实诚信的声誉方面妥协。佐科维拥有长期且优秀的治理成绩，担任苏拉卡尔塔（Surakarta）市长期间，他实施了一系列有效政策（如翻新市场、搬迁贫民窟和削减官僚繁文缛节），担任雅加达省省长期间亦然（增加了医疗和教育的普及程度）。

但在全国范围复制这一成功决非易事。10月上台的佐科维必须采取措施治理不平等性加剧、不可持续的燃料补贴、根深蒂固的腐败、基础设施不足和过于严格的劳动法——与此同时还要重新建立对印尼制度的信任。

让佐科维所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的事实是，他的执政联盟只拥有印尼议会的约三分之一议席，其余议员忠于他在总统选举中的对手普拉博沃·苏毕安托（Prabowo Subianto）的联盟。因此，在引入新的治国风格时——比如根据能力任命内阁成员——佐科维必须小心从事，避免得罪长期从把持权力中获益的政治和商界精英。

简言之，如果佐科维要想构建一个印尼所需要的国家制度共识，就必须超越政治分歧。在这方面，墨西哥总统涅托的超越党派的“墨西哥契约”（Pact for Mexico）可以作为有用的榜样。

幸运的是，佐科维拥有独立于党派和宗教政治的声誉，并且长于沟通。而作为政治外部人士，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引导印尼走向更繁荣、更团结的未来——也使他本人进入印尼伟大领导人俱乐部。

中国、印度和印尼都处于跨出重要前进步伐的有利位置。习近平、莫迪和佐科维致力于应做之事将为各自国家、亚洲和全球秩序带来迅速的、影响深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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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与Project Syndicate联合发布。

作者：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2014年他被Propect杂志评为全球前50位思想家。

原文刊载于世界经济论坛博客 (http://forumblog.or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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