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季，尽管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各项会议“一片祥和”，我们仍有诸多理由为全球经济感到担忧。英国的“硬脱欧”以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未来，这种不确定性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维护全球化。中国为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增强互联互通提供了大量可用资金，还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超过60个国家对习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29个国家首脑参加了5月14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那么，中国想要实现的这一宏伟图景——如此之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与其中——的基本依据是什么？

在我们的新书《超越援助：结构转型的发展协助》中，我们认为，官方开发援助并不一定要采取给予优惠政策的方式。我们可以“超越援助”，寻求一系列更广泛的合作方法，就像中国所采取的那样：投资与贸易。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于官方开发援助的定义甚至没有囊括促进援助接收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些更为高效的方法，比如股权投资、针对基础设施的非优惠贷款。

将援助与投资、贸易相结合，援助国、援助接收国都能从中受益。举个例子：“南南”发展合作就采用了以上提及的全部三种方式，充分利用了接收国的经济力量。这样一来，在南南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就能避免遭遇瓶颈——某个国家无法达到官方开发援助的标准，援助就会和投资、贸易分割开，阻碍接收国利用其比较优势。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代的经济发展，就是在科技、工业、软硬基础设施等领域连续不断的结构转型的过程。这些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人均收入。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一个低收入国家想要实现飞跃式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高效、可持续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生产成本低，但由于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交易成本却较高。政府应当建立特别经济区或是工业园区以减少交易成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商业环境变得更有吸引力。采取这种方法，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即使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仍有所欠缺，仍能迅速建立增加就业、消除贫困的良性循环。

此外，诸如中国、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利用他们在基础设施和轻工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帮助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这与孔子的一句话不谋而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由于劳动成本低廉、国内市场广阔（在中国，一个工程项目的工头的工资仅为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1/8），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其能够实现规模经济，而其他国家则无法做到。正是因此，中国高铁的总建设成本仅为其他工业国家的2/3。

中国的在46个次领域方面的比较优势也能造福其他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向劳动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为它们到来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例如，华坚制鞋公司、C&H衣物工厂以及京东集团（一家制衣厂）就在一些特别经济区开展业务，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

除了对外“出口”其比较优势，中国还遵循“耐心资本”的理念。这一理念已经相当成熟，有着十多年的历史。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我们给耐心资本下了定义：耐心资本是对于“关系”的投资，投资者在一国的发展中有着长期的利益。耐心资本的投资者就像股权投资者一样，但他们愿意把钱长期“沉没”在实体经济部门中。与此同时，他们也更愿意、跟能够承担风险。下图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净外国资产的地位与其长期目标紧密相关。随着外债的增加，在那些目标较为短浅、储蓄率较低的国家，净外国资产的地位则趋于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