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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时，现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但当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溢流影响，使得其最终成为了现代历史中事实上的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

因为担心无法判断经济有无增长、增长程度如何，美国参议院在1932年责成商务部“汇报美国全国总收入的估计值”。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受命统计数据，并最终在1934年1月4日，向全世界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概念。

库兹涅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首页 图像来源：社会进步组织（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

GDP通过展现全国的总生产值，简明的反映了一国经济的年度增速。这一增速用一个附加指标描述的话，叫做“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GDP本身易于计算，却可能招致误读或误判；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就曾指出过GDP作为统计数据的局限性。然而大众对这种警告通常视而不见，将原本用来衡量宏观经济活动的GDP当成了国家财富的衡量标准。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GDP被广泛宣传和应用是有原因的。最简单的答案来自于所谓的“代理两难”困境：代理人（agent）为委托人（principal）做出决策时，因为有时代理人并非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所以产生了利益冲突。这种困境经常出现在商业领域，然而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中也时有发生，例如作为代理人的政治家、和作为委托人的选民等等。

了解这一困境，有助我们理解激励的概念，以及为什么我们喜欢用GDP作为标准。因为它简单、持续增长、以激励为基础的特性，与增长的假说紧密结合，自然就成为了衡量“代理”行为的一种标准。

上文所述的不仅是GDP的明确的局限性，也揭示了GDP最重要的特性：对短时间内价值的评估。因此，短期主义和GDP的紧密联系，成为了让GDP作为衡量标准得以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原因。然而原因还不只如此。

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的“倒U曲线理论”认为，GDP在展现有朝一日经济繁荣的收益时，让短期内的自然资源退化变得更加合理。

“倒U曲线”示意图

虽然我们在此不展开探讨这种关系背后的含义，但GDP已经成为了吸引追求短期利益、忽视长远后果的人的评判指标。

当GDP遇上SPI

当我们意识到GDP的历史思维和无意识的短板之后，跳出GDP评价的局限、转向更加综合性的社会评价标准，如今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尽管在过去数十年间对GDP的系统性应用，已经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包括环境灾难、气候变化等未曾预料到的副作用已经达到了新的历史高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评价机制上也开展一场革命性突破。

社会进步指数（SPI）正是如今逐渐受到热捧的替代方案之一。这一指数的来源更加看重社会整体框架的评价。我们希望SPI能够和GDP一道，成为追求包容性增长的评价工具。这将是历史遗产与未来需求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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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慈铭（Terence Tse）是ESCP欧洲商学院伦敦校区金融学副教授；马克·埃斯波西托（Mark Esposito）是哈佛大学拓展学校教授。

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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