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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西洋两岸呈现出一些有趣的选举特征：年轻人的投票方式与年长者大相径庭。一个巨大的分歧已经开启，它与收入、教育或性别的关系不大，而与代际关系较大。

这一差异其来有自。如今，年长者和年轻人的生活都不同。他们的过去不同，他们的前景也不同。

比如，冷战结束时一些人还没有出生，而另一些人还是孩子。社会主义等词语带来的含义和以前已经有了变化。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建立共同关注不会被忽视——人们关心其他人和他们生活的环境——这样也挺好。是的，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世纪之前有过一些失败的实验；但今天的实验和过去绝无相似之处。因此，过去实验的失败和新实验没有任何关系。

年龄较长的中上阶级美国人和欧洲人已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当他们开始工作时，高薪工作在等着他们。他们的问题是想干什么，而不是必须得和父母亲住多久才能获得足以让他们独自生活的工作。

这一代人期望获得工作安全，早早结婚，买套房子——最好再买个度假别墅——最后带着相当丰厚的退休保障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比父辈过得更好。

当今年长一代一路过来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期望实现了。他们从房子中获得的资本利得可能远远高于工作。他们几乎肯定认为这有些奇怪，但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投机市场给他们的礼物，还常常自矜于在正确的时候买了正确的东西。

如今，年轻人的期望正好相反——不管他们位于收入分布的哪个位置。他们一辈子都面临工作岗位的不安全性。平均而言，许多大学毕业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常常必须先干一到两份无薪实习工作。而他们自认为是幸运儿，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些更倒霉的同龄人，其中一些成绩比他们更好，他们无法承担工作一两年而没有收入，也没有人脉在一开始找到实习工作。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越穷的学生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问喜欢什么工作，只想什么工作能让他们能够偿还学生贷款——常常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偿清。类似地，买房子是一个遥远的梦。

这些难处意味着年轻人不再多想退休后的情况。如果试想一下这个问题，他们会被吓坏：在极低利率可能长久维持的情况下，需要那么多积累（除了聊胜于无的社会保障之外）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简言之，今天的年轻人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看待世界。中上阶级儿童结局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可以从父辈继承财富。他们也许不喜欢这种依赖性，但他们更讨厌另一条路：“全新开始”，手握一手无法让他们获得曾经被视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基本要求的烂牌。

这些不平等性无法轻易解释。这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艰难时世影响到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所有事情都做“对”的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银行家、经济持续萎靡的罪魁祸首带着巨额奖金离开，几乎没有人因为做错事而被问责，目睹这一切让他们跟家觉得社会不公平——经济游戏被操纵。欺诈层出不穷，但不知怎地，没人真正犯过这一罪行。政治精英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确实如此，但只是顶层1%的繁荣。所有其他人，包括年轻人，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全。

这三样现实——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大规模不平等以及对精英失去信任——是当下政坛的特色，确实如此。

变本加厉不是办法。这也是欧洲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失利的原因。美国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比赛谁更能蛊惑人心，纷纷抛出考虑欠周、可能适得其反的提案；而两位民主党候选人正在提出能带来真正不同的变化——如果可以在国会通过的话。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改革能得到实施，金融体系鱼肉生活已然飘摇的人们的能力将被遏制。并且两人都提出了将改变美国高等教育融资的深度改革提案。

但从股市的瞬息万变和接近于零的利率看，还需要做更多的事，让父母亲出不起首付的人也能拥有房子，让退休保障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除非经济表现大大提高，否则年轻人无法平稳地找到工作。美国4.9%的“官方”失业率掩盖了大量伪装的失业，这一情况至少拉低了工资。

但如果我们不承认问题，就无法解决问题。我们的年轻人承认问题。他们感觉到缺少代际公平，并且理应为此愤怒。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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