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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贸易超级大国，在过去十年中快速崛起，其规模和影响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惊人的。自2009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几乎翻了一番，现在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地位（根据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经济的强心剂，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也是低价产品的生产商。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转化成了国家地缘经济影响力。

然而，在2015和2016年初，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经济结构以及政府决策，让世界经济颇感忧虑，形成了一种悲观情绪。对于一个日益依赖于中国（受到怀疑的）全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来说，他们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会不会成为一种“经济责任”，而非“经济力量”？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化，它的地缘经济影响也会改变吗？

处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秘鲁利马召开的2015年度会议上，工作人员们连续几周关注的问题都是来自中国的“传染性经济风险”。中国政府受怀疑的增长预测，不可预测的货币流动，新兴的股票市场的急剧下降，不可测、不可靠和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反应……北京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决策者所面临的最大的全球经济风险。

这些担忧越来越专注于中国经济放缓和受质疑政策对应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导者在2015年10月举行了会面，中国已经从一个“溢出的接受者”（指向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失误，影响了全球的官员和政府），转变成了一个“溢出的产生者”。经济增长放缓，货币冲击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主导的消费和服务，威胁到了那些依赖于中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投资的经济体。

溢出效应

现在就想要知道中国的经济会如何进化，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国际影响，可能还为时过早。联系是复杂的，难以琢磨、难以理解的。不过，按照往常经验推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每下降1%，就会导致亚洲地区的增长率下降0.3%， 在东盟国家，下降的可能多达0.6%，而东亚地区的影响可能更高，达到0.7%。这些大范围的预测都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找不到准确的数据，去区分哪些是由经济增长放缓造成的，那些又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随着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到服务业主导和国内消费驱动，其他过度依赖中国原有经济模式的经济体，尤其是大宗商品和资本品生产国，发现自己也必须努力转变增长模式。

此外，尽管金融机构的连带风险是有限的，但随着2016的开始，中国股市的下跌也证明了中国经济有全球传染效应，美国投资者甚至开始对中国市场和货币走势做出政策对应和选择。中国国内经济模式的未来不确定性，金融稳定和政策对应，进一步加大了对私人资本流出的压力，中国公民和经济实体寻求投资多样化，希望找到更安全的资产避风港。为了兑现维持货币稳定的承诺，中国央行被迫动用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自2015年6月以来，就动用了超过4500亿美元）。尽管如此，人民币仍在持续走软。

区域贸易伙伴接触到的这些货币外溢效应，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经济和公民财富。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选择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和货币健康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些国家都是被迫做出反应的，中国的决策在多个层次上对他们的决策造成影响。

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从未直面他们作为外部催化剂的破坏性和风险。现实异常明确，中国经济和金融部门的政策决定会带来全球性的影响，代表着新的经济领域，且其结果高度不确定。但这一结论尚未被中国的决策者完全理解、消化和整合到决策过程中。

中国地缘经济影响的后果

中国官员经常指出，强劲的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经济体有好处。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的波动性和增加的溢出效应会形成地缘政治的反作用，刺激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影响与中国的关系。在中国，以达成国内增长率为目标的经济和金融决策，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外的经济和战略力量。

按道理来说，由于中国国内市场结构的变化，受中国影响的经济体的市场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例如，依赖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国家，可能会发现中国经济转型对自己的束缚比较少，因而能够（或者说是被迫）重新思考本国的经济、金融方面的政治决策，以反映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专注于在国内拉动而不是出口刺激，他们参加贸易和经济多边规则的动机和积极性可能会面临重新思考、重新定位。

一场辩论已经在国际上展开，一个贸易依存度更低、国内市场更具活力的中国是否将有更加坚定的国际经济政策立场？中国的整体经济地位不断提升，能够不依赖于现有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同时确保持续的国内经济健康。然而，这样的结论仍不清晰，有其他观察家指出，中国对加入大区域合作组织保持持续关注，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也就提供了相反的证据。

经济治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不仅形成了其特有的影响，北京还开始建设自己的“经济机构”，强化中国的经济力量，打造更广泛的战略和政治目标。在国际投资领域（没有任何地方比在国际投资领域更为明显），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和“一带一路”举措，调动国家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疲软和再平衡措施，实际上有可能是从反面加强了这些举措。随着中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放缓，北京已抓住了出口建筑和钢铁等行业过剩产能的机会。通过多边机构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比起双边合作，能够大幅减少政治摩擦。这些新机构的目的是提升项目的可预测性、透明度、完善问责制，并允许中国进行过剩产能的国际部署。然而，无论是这些新项目的规模和速度，还是受援国不愿拱手将国内基础设施市场让给中国企业和工人，都使得这一战略的成果倍受怀疑。

增加的全球影响力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引擎给世界带来了的好处，其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在日益走向全球化。中国放缓的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经济结构，有可能颠覆那些严重依赖中国经济结构和资本投资的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以及政府财政，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带来了未知的威胁，让他们很难控制国内政策及其带来的全球性影响。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强的“中心性”地位以及中国主导建立以管理全球贸易、商业和金融流动的机构和规范，都代表着新的机遇和风险。

有一件事是越来越肯定的：中国不能再争辩了，这就是一个被动的、受别人影响的政策选择。中国政策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影响。从历史上看，这些都是为了更大、更长远的国家利益。政府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如何扮演其新的角色、承担起新的责任，并作出合理反应，将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份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议程理事会，在地缘经济学上的报告摘录。阅读完整报告请点击这里。

作者：Elizabeth Economy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及主任；Michael Levi是David M. Rubenstein的国外能源与环境委员会高级研究员；Douglas Rediker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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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陈达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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