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减速还在继续，可能创造新的时间记录。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增长停滞、中国增长减速、俄罗斯陷入深度危机、欧元区仍难以复苏，世界经济还没有走出丛林。
这一“持久衰退”和某些世界政治冲突一样，堪称全球经济深刻变革的写照。这一变革背后是两大创新：劳动力节约型创新和劳动力连接型创新。
劳动力节约型创新早就已经存在，但其节奏有所加快。比如，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在2014年达到 225,000台，同比增长27%。但是，更具变革力量的是“劳动力连接”技术的崛起：过去三十年中的数字创新现在可以让人们在不需要移民的情况下为不同国家的雇主和企业工作。
这些变化显著地表现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统计趋势中。劳动力总收入占GDP之比全面下降，并且下降速度前所未有。从1975年到2015年，美国劳动力收入占GDP之比从61%下降到57%；澳大利亚从66%下降到54%；加拿大从61%下降到55%；日本从77%下降到69%；土耳其从43%下降到34%。
对于新兴经济体，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挑战在中期受到劳动力连接技术的遏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经济体如果能够足够好地组织起来提供基本基础设施和安全，就可以从这一全球性结构变化中获得极大的好处。
让我们用数字说话。1990年，《财富》500强公司中只有5%来自新兴经济体；如今有26%。
中国公司在这一榜单上独领风骚。印度信息技术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崛起，提升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率。1974年成立的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如今在35个国家开展业务，已跻身主导全球能源市场的新“七姐妹”之一。
诚然，一些新兴经济体饱受腐败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困扰。巴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其2015年GDP预计将收缩3%左右。尽管如此，年GDP增长数字较高的无不是新兴经济体，包括越南（6.5%）、印度、中国、孟加拉国、卢旺达（7%左右）和埃塞俄比亚（9%以上）。
2016年及以后，我们也许将看到迥异的表现，能够适应新世界的新兴经济体将大步向前。即便如此，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继续承受压力，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需要在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工作岗位。
这些国家的收入差异将上升，政治冲突的频率和激烈程度亦然。一些政客提出以阻止外包为应对手段，这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些国家较高的生产成本将导致它们无法在全球市场中竞争。
随着技术长征的深入，这些约束条件迟早会蔓延到全世界，工人收入的降低将加剧已经相当突出的全球不平等问题。此时，挑战将是确保收入增长不会全部落入机器和股票拥有者的腰包。
这一挑战可以与十九世纪初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遇到的挑战相提并论。当时童工泛滥并被认为是正常情况；工人一般每天要工作1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保守派还说不断的磨练可以塑造性格（当然是别人的性格）。
进步团体的积极主义、知识分子的笔杆子以及凝聚为工厂法（Factory Acts）的大量努力取缔了这些恶行，让英国避免了灾难，并成为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
我们的思想变化之大都写在档案记录中。1741年，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为了推销他的滚轮纺织机，宣传他的创新能让工厂主用“十名羸弱或儿童”完成30个成年人的工作。颁发这项专利的检察长更进一步，指出“五六岁的儿童”就可以操作这台机器。
现在应该进行新一轮知识和政策改革。当今世界的一大不公之处是大部分人身不平等在出生时便已决定，赤贫家庭的孩子从一开始就面临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而一小撮人以巨额累积财富和收入的继承人身份降生在这个世上。随着劳动力收入遭到挤压，这一差距将扩大，导致各种经济和政治危机。
避免这一切首先必须加大教育普及、技能培训和全民医疗的力度。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创新思维。但我们也需要想出提振劳动收入的新办法。
一个例子是某种形式的利润分享。如果工人入股公司，技术创新就不会成为焦虑的原因，因为工资损失可以从股票收入的上涨中获得补偿。
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包括马丁·威茨曼（Martin Weitzman）、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和罗伯特·霍克特（Robert Hockett）——讨论了这一主题。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创新，我们需要做大量研究让它们成为正确的创新。2015年的教训是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
作者：Kaushik Basu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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