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前财政大臣安德斯·博格在本文中，阐述了他对于包括英国退出欧盟和中国经济改革等议题在内的影响明年全球经济重大因素的预期。

2016年对世界经济来说，将是一个挑战与困难并存的年份。

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在连续数年疲软之后有所回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认为，2016年全球GDP的年增长率有望达到3.5%。虽然仍旧低于经济不景气发生之前的十年均值4.5%，但这一增长率已经比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要好了。

英美两国的经济复苏是可以自我维持的，但复苏强度要弱于通常的后危机时代复苏。欧元区仍旧需要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支撑增长的进一步行动则有望得到实施。在美国和欧洲，投资水平仍旧较低，生产力增长非常薄弱，出口则只能为经济复苏带来极其有限的贡献。而同时在亚洲，经济增速也在放缓，跨国贸易的增长速度也将不敌GDP增速。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威胁，在商业周期的经济复苏中，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情况的好转。

因素一：政治民粹主义之年？

2016年可能将会成为政治民粹主义之年。贫弱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力的的增长，预示着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仍将持续走低。当现实生活无法提供足够的期望，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就会爆发。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杰里米·科尔宾、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奈杰尔·法拉奇、马琳·勒·庞、伯尼·桑德斯，以及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图里翁等在内的西方政治家们，就正在从停滞不前的生活水平和增加的经济不安定中获益。

许多因素都正在加强民粹主义和不满情绪。就业安全正逐渐被全球竞争、数字化和自动化发展削弱。以后的工作机会中，短期合约工作、兼职工作和缺乏完整社会效益和工作安全的自主雇佣工作将会增多。这些被称为“超级”阶层的不安定工作者已经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新现状。对于教育、专业知识和社会技能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巨量增长，同时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门槛。工会组织也正在走向衰退。就业市场中增长的不安定性、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日趋衰弱、以及生产力降低，都在为劳资谈判和实际收入的增加设置障碍。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需要“大政府”以贯彻深远的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选民却更倾向于短期主义和更加简单的解决方案。政府需要通过提升实际工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以重建政治信任：而只有在通过改革，增加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和改善商业环境，来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这种情况才能发生。

一种清晰的社会风险表明，对政治民粹主义的恐惧将会削弱领导人应对长期挑战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民众的不信任削弱政府公信力的恶性循环。

因素二：国际局势不安定和难民危机

美国大选将成为2016年国际政治的主要事件之一。从全球视角来看，下一位美国总统能否在奥巴马政府明显的无所作为之后，重建美国作为保障全球稳定的力量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在接下来四年仍然在其外交政策上缺乏方向性，同时不愿意将军事力量投入难于应对的冲突地域，这将会创造出更加深刻的安全问题。

欧洲则需要增强其应对新兴安全问题的能力，尽管这一成就在缺乏美国领导的情况下并不容易达成。巴黎恐怖袭击将美国、法国、英国、甚至（令人感到意外的）俄罗斯团结在了一起，为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在中东建立“哈里发国”的野心提供了动力。美国和欧洲在打击中东、北非和阿富汗等国家或地区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上，不仅应积极投入中期行动，同时也有必要坚持长期打击。将中东北非等广大地区交给“伊斯兰国”、博科哈拉姆（又译“博科圣地”）、基地组织或塔利班等恐怖组织所控制，将成为国际安全的一大风险。

蔓延欧洲的难民危机在2016年仍将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联合国的估算指出，在2015年已经有超过100万人为寻求庇护而入境欧洲。在全球层面，联合国难民高专办声明表示，在2015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6000万人，比2014年增加了近40%。

德国、瑞典、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是欧洲受影响最严重的几个国家（匈牙利和瑞典的人均承接难民比例最高，而德国承接的难民总人数最多）。在过去数周内，难民流入有所缓解，其中一个原因是天气开始恶化；同时欧盟与土耳其订立的更加广泛的政治协议也阻挡了部分难民流入欧洲。

此外，“伊斯兰国”将会在2016年面对更加强大的打击力度。如果“伊斯兰国”的实力受挫、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安全局势能够有所缓解，那么难民问题也将得到改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今尚有约400万名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冲突地带的难民暂居在周边国家，其中220万人在土耳其，110万人在黎巴嫩，还有65万人在约旦暂住。

在历史规律中，地区性冲突结束数年之后，当地的难民人数才能回归到正常水平。塔利班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加强，也将为欧洲各国送去更多难民。在过去一年中，来到欧洲的阿富汗难民达到了10万人。预计，2016年入境欧洲的难民数量将会下降，但2016和2017年的难民入境人数依旧将远高于长期均值。

大量移民流入的短期经济后果可能将造成临时性的公共事业开支增加，带动德国和瑞典的GDP增幅提高少许。人口增加将通过改善年龄结构、避免老龄化，对欧洲部分国家带来积极的长期影响。德国总理默克尔发明的新短语“国内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意味着潜在的更加多元化的劳动力，以及更有创造力的经济体系。

但在短期内，让如此大量的人口融入本国社会仍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在瑞典，历史经验证明，叙利亚人能够很好地融入该国的劳动市场。然而将如此大量的来自欠发展国家的劳动力整合进本国市场着实难度不小（叙利亚在冲突爆发前的人均GDP约为5千美元，刚刚达到瑞典和德国等国家人均GDP的10%）。为了强化融入能力，欧洲各国需要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加速在早期教育上的投资，推动劳动力市场采取积极措施并简化福利服务。然而对于德国和瑞典来说，以上措施实行起来难度都不小。未来以上诸国的失业率在2017-2018年都可能遭遇小幅上涨，从而稍稍提高工资和通胀压力。

因素三：英国退出欧盟的全民公投

即将到来的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将可能确定未来数十年的欧洲政治发展。公投向来伴随着未知数，而无法预料的事件可能让结果转向任何一个方向。最好的结局当然是英国留在欧盟。一旦英国走向孤立主义，其经济和政治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欧洲的政治平衡将从开放自由贸易和动态市场，转变为更加官僚主义和中央主义的结构。欧洲与英国在面对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竞争中，都将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英国可能会更加关注长期的经济后果。伦敦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英国放弃参与欧盟事务后早晚都会陷入动摇。民粹主义者正在渲染一幅“英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即可离开欧洲”的图景，然而这幅图景可谓相当危险。1992年丹麦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民公投引发了一波经济混乱，而一旦英国退出欧盟，其影响可能将更为深远。

需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不确定性越高，选民越倾向于维持现状。当几乎所有的经济专家、传统的政党和多数经济部门都在高呼投票给“是”的时候，基本上就预示了投票的最终结果。然而在民粹主义盛行的今天，直到开票结束，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都会相当之高。

因素四：俄罗斯的世界角色

另一个造成了金融不安定的政治因素是俄罗斯。在2015年末，总统普京已经让俄罗斯从一个摇摆不定的局外人，转变成了积极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建设性军事力量。然而这一转变显然相当脆弱。在乌克兰东部问题上的侵略性立场，让普京已经不可能让步。而目前俄罗斯对叙利亚危机的干预比起真正打击“伊斯兰国”，倒不如说更像是在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供支持。

长期而言，俄罗斯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较有可能逐渐变成一个衰退中的大国。低生育率和男性当中过高的酒精致死率，以及过分依赖自然资源而非生产力和创新，正在逐渐蚕食俄罗斯的长期远景。但短时间内，任何一个对俄罗斯露出软肋的周边国家，都可能成为俄罗斯扩张的目标。普京已经成功的操纵了民粹主义时代，并有能力在任何时候将社会舆论扭转到反西方的路子上来。

未来数年，在俄罗斯投资将被视为充满风险的举动。而只有让外国投资者相信，俄罗斯政治在2015年底的大转弯，将是俄罗斯开放迎接合作并改革其陈旧经济结构的序曲，俄罗斯经济才能迎来真正坚实的复苏。直到现在，大多数投资者依然选择蛰伏，等待俄罗斯这片“经济冰原”化冻的那一天。

因素五：增长疲软，市场动摇

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保持疲软。此外，我们也有可能看到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美国软弱的复苏与欧洲显得更弱的经济回暖，遇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为金融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过去数年中施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曾经为全球金融系统带来了短期的资金井喷。但这一政策与较低的市场流动性结合（部分归咎于正在重塑各国银行业的新监管架构），就已经为市场的波动定下了基调。

决定市场波动程度的核心因素将是美国的通胀情况和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美国的通胀持续发酵，而美联储对市场的认知又落后于形势，这将导致美国的通胀率继续上升，并推高美元币值。美国的通胀依旧得到抑制，应当是最接近事实的预测。消费者复苏疲软和低资源利用率并不能导致由需求驱动的通胀压力。基于正在发生的广泛的技术驱动型转变，生产力加速的潜力应当也能将成本压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用于预测通胀的传统模型，本质上都是对过去的回看，而不能捕捉到当前我们所目睹到的技术的快速发展。依托高于预期的生产力，不通过施加传统的“工资-通胀”螺旋而让失业率逐步下降，并非没有可能。

2016年可能将成为数字化转型参与所主导的一年。这一潜在势头已经有所显现：许多初创公司已经持续多年保持增长，但宏观经济影响直到现在都并未产生很大影响，因为这种增长始于较低的原始水平。每年情况都在逐渐发生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线购物或者使用在线银行业务，那么也就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拥有更显著的结果。现存企业在压力下转型参与愈发激烈的竞争，可能意味着价格和利润空间将被进一步压榨。

更容易导致问题的影响可能是经济复苏期间的失业率停止下降。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发生这样的情况。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强劲，但英国、德国与北欧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趋势。

因素六：中国的改革

如果美国的通胀预期是塑造2016财年全球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中国的改革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也是如此。如果中国能够逐渐将经济动力的主要比重由投资转向消费，中国经济将会走向一条发展更加可持续的道路，中国的商业领域也将逐渐恢复自信。

在今年的冬季达沃斯年会和大连召开的新领军者年会等不同场合，中国政府都强调了其推动改革、开放经济以及向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转型的雄心壮志。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却好像预示着上述改革的成功与否，依赖于政府解决特殊利益群体（包括国有企业和保守的掌权者们）对改革阻挠问题的能力。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监视任何中国改革加速、国内阻力放松的信号则成为了关键。

任何信贷紧缩阻碍了经济增长的信号，都暗示着中国人民银行将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将会贬值，从而暗中导致亚洲其余国家货币的二轮贬值。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场景下，我们也能看到商品市场的持续波动。物价可能会为低通胀环境做出贡献。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一超级循环的复苏。

强调中国对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对于铁矿石、铜和石油日益增长的需求，拉动了亚非拉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成功克服了国内挑战，也将让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恢复乐观。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新兴市场的复兴在中国的拉动之外，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基础。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菲律宾、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东非都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加速发展经济：政治改革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贸易壁垒逐渐减轻，监管负担与商业成本逐步下降，劳动力教育水平日渐提高，移动互联网革命则让信息获取不再受地域限制，也提高了政治透明度。

新兴经济体将在2016年承担市场压力。如果美联储加速利率上调，而中国央行使人民币持续贬值，全球经济将面临新一轮的不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在这一相当困难的环境中，一旦外部压力转化为经济改革的助力，他们就将面临自己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巴西、土耳其、尼日利亚或俄罗斯政府能够将市场压力视为增强结构性改革的依据，他们就将成为国际经济的改变者。而目前为止，相关反应并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采纳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基本乐观的观点非常重要。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6年全球将有34亿人生活在GDP增速超过6%的国家。6%的GDP增速意味着一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年内达到现在的三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脱贫转型。2016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基本盘是增长还是失望，如今仍是争论的焦点。而更多的市场压力，则被看做是改革红利将会越大的论据。

2016年将会成为困难的一年。由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领导的增长将继续，然而民粹主义、地缘政治风险和市场混乱，将为乐观的情绪笼罩上些许阴云。

本文由达沃斯博客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作者：安德斯·博格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金融体系”行动倡议的主席。

翻译：达沃斯博客翻译小组·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