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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时代,你是否更焦虑?

*原文刊载于世界经济论坛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不久之前,我参加了一次客户会议,坐在一个来自海外母公司的高级经理的对面 。在他面前的会议桌上,他摆了三部电话,一台电脑以及一个平板。他仍然尝试集中注意力在一个通过网页传送的演示上,以及来自房间中他的5个同事和我们的3人咨询团队的补充评论。我们发现当他回应任一设备的提示时,我们得重复他遗漏的内容。他尽力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并紧绷着脸。

这种情况并不稀奇。我们都经历过那种会议,在场的每个人在保持至少两个数码设备在线的同时,至少从理论上说,仍然对讨论的主要内容集中注意力。近来,唯一像电子媒体这样无处不在的就是关于电子媒体在会议中以及到处广泛使用的评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话题是压力。是不是社交媒体的使用使得我们的感官超载,打断我们的思考,以至于压力随着彼此的联系而增加,就像我们那位海外同事那样?或者,相反地,是否通过可用的,永远在线的技术与其他人连接实际上增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络,减少压力了呢?答案似乎是也不是。

正面:压力减少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频繁的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未必经历更多的压力。毋庸置疑,那些做知识性工作的人大大地受益于数字媒体提供的与同事沟通和接触信息的机会。如果上班某一天没有电子工具提供同事的帮助或者即时答复来解决困难问题的话,这简直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对于我们工作生活的影响无疑是节省劳力同时减轻压力。

除了工作工具的功能之外,数字媒体可以用于建立关系来减轻压力。这种积极的影响在女性身上尤其明显。皮尤研究所的分析发现,举个例子,女性每天使用几次推特,用手机收发25封邮件且分享两张照片,比一个不使用这些的女性在压力度的评测上降低21%。 对于男性,研究人员没有发现心里压力和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关系,不论是用手机或是更广阔意义上的网络。女性似乎不仅仅在关系建立上总体做得更好,同时也证明了她们比我更擅长利用数字媒体去维护那些关系。

反面:压力增加

但是对于数字媒体和压力之间关系的故事还有其他考量。来自于瑞士圣加伦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技术应激,一种由于超过了一个人在不焦虑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信息量而产生的表现。他们发现了3个最直接与压力相关的现象:

  • 超载—因为社交网络接触的数量和种类而增加的工作
  • 入侵—个人媒体的联系导致工作干扰了私人生活
  • 不确定性—社交媒体应用和需求持续且无法预料的变化

管理可观的信息刺激量的压力已经足够多了,但媒体传送内容的泄露,跨过了曾经分离我们工作与个人生活的边界线,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对工作/生活的平衡的追求已经为工作/生活一体化容忍让道。我们已经无法再轻易区分工作与放松,事业与个人,上班与下班。下一个创新将仅仅增加从超载到入侵带来的压力,因为我们还在为掌握新的关系而挣扎。

即使是社交媒体的网络建立优势也可能有不好的一面。可能从我们朋友最近的职业成就,或者他们美好的热带旅行,又或者是他们孩子在足球场上的胜利会增加因嫉妒所致的压力。另一种情况是,可能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为细心管理个人生活所愿意呈现的部分而感觉到压力,比如高调宣传一个非常愉快的生日聚会而隐藏迫在眉睫的离婚危机。我们还尚未确信是否参与社交网络导致了压力,抑或是否社交网络仅仅吸引了易于不安的人。无论如何,就像下图所示,社交网络和压力有一定联系。相较于72%的非社交媒体参与者,83%的参与者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焦虑或非常焦虑。

来源:摘于“为什么社交网络增加压力?”赫芬顿邮报,2013年7月12日

此外,社交网络表现得像一种疾病的载体时,压力可以像一般感冒一样具有传染性。我们人性中存在的移情作用倾向于让我们在面对社交网络成员的生活中令人苦恼的事件时非常敏感。我们拥有更多社交网络联系时,就可能有更多的意识,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压力传染的风险。在上文提到的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中总结到,当社交媒体增加了我们在其他人不幸境遇下的曝光度时,关心他人会来带更多负担。

我们无处不在的联系同时带来了其他不安因素,包括文明礼仪的倒退。模特Chrissy Teigen最近痛批在她Instagram的一张照片下面用下流的评论说她体重的人。“在其他哪个真实世界的情况下,你会走向某个人告诉他们胖了或是他们体重增加了?”她问道。很好的问题。以电子为媒介的交互,比面对面的邂逅,更隐匿且经常更为直接和消极。

回应

解决社交媒体联系的压力始于自我意识。一些人甚至把他们与别人的交流和回应记在日记上。他们参阅笔记就可以知道哪些情况造成了他们的压力并找到应对这些情况的方法。以个人意识为基础,解决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限制—找到关闭社交链接的方法,留出时间切断或忽略它们。一个相应的策略是有选择性地接触和回应别人。不加克制的责任是一个公认的导致压力的原因。减少这些责任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不是每一个接触都需要或值得一个回复,至少不是马上。不是每一个想要建立联系的人都同等重要。也不是每一个想法或经历都值得分享给别人,更别提每一个人了。

●替代—人与人的亲身接触来代替数字交流。找时间面对面谈话创造了实时联系、充分沟通、整理复杂问题的机会。一方面,直接的人际交流并不是永远没有压力。另一方面,它的及时性和亲密性比起通常以技术为媒介的联系,能够承载更多的情感宣泄。

●处理能力提升—避免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诱惑是对数字媒体超载和干扰的回应。多任务处理似乎可以是一个对媒体卷海啸的合理回应。但是研究表明,只有约2%的人可以有效完成同时发生的工作。此外,研究还表明多任务处理能力并不会通过练习而提高。实际上重度沉溺于社交媒体中的多任务处理者在筛选与他们的环境不相干的因素时更加困难。相反,那些持续关注在较少任务上的人可以更好地对他们的主要目标集中注意力并且忽略那些不重要的让人分心的事。他们使用的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法。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通过问自己:“它能否帮助我在我目前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上完成地更好?如果可以,我留意并且回复。如果不行,我推迟回应。”来过滤外界的刺激。习惯多任务处理的人在同样的问题上做的很差。

显然,数字媒体的使用给予世人一个祸福参半的恩典。它让人们知悉同时让他们分心,使人充满力量同时使人心情沮丧,建立关系同时又打破人情关系,因而使得愉悦与苦痛并存。我们数字的相互作用迎合了我们最深层对理智与情感刺激的人性需求,所以容易过度使用,滥用甚至是上瘾。与此同时,它们提供了各种为了近乎无止境扩张的共享方式来让人们生活的最幸福。 如何谨慎地,小心地以及明断地使用这些工具会决定它们是帮助我们还是伤害我们。套用莎士比亚笔下卡修斯 (《凯撒大帝》里的反派) 的话说,过错和机会不在于我们的联系,而是我们自身。


作者:托马斯·达文波特是韬睿惠悦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

翻译:【教育无边界字幕组】Yang

校对:【教育无边界字幕组】马甲线快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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